（三）
    1927年，先生由梁先生介绍，到南开高中教书。半年后，又由梁先生推荐，到北京图书馆供职，最初是编辑馆藏丛书目录，后来就在梁先生纪念室里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和从事明清史研究。
    北京图书馆藏书富甲海内，又依临琼岛北海，太液池畔，绿树成荫，环境十分幽雅；尤为难得的是，馆长徐森玉富有远见卓识，力排异议，延揽了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向达、孙楷弟、谭其骧、张秀民等人才，放手让他们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在较自由的学术气氛中，各人恣阅群书，埋首研究，很快做出成绩。
    “杂谈巷议昔人事，森森林影照莓苔。蛛网尘封虚岁月，重翻如见故人来。”（注：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先生笃于明清之际野史笔记的搜采与研究，浏览了馆藏大量的珍本秘籍，对这些尚不被社会利用的冷僻文献进行爬梳整理，乐此不疲。
    先生还好与各地学者、藏书家相往还，砥砺学问，求学不倦。他认为学者跼居一隅，或互相不通信息，不与社会接触，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除阅读北图藏书外，先生还奔波于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会、孔德学校图书馆，并且南至江浙，北至沈阳，甚至渡海赴日本寻访晚明史籍，仆仆风尘，奔走几及万里；“凡藏书之地，无不亟往求之。”（注：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6页。）数年间先生披阅了朱希祖、伦明、傅增湘、张元济、马廉等的藏书，又得见南京博物院、上海涵芬楼、杭州文澜阁、吴兴嘉业堂、平湖传朴堂、辽宁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等处所蓄晚明稗乘笔记、小说传奇、诗话宫词，他对公私庋藏详加考辨，剖析版本源流，论述史料价值，简介作者生平，辑成提要，附录序文、凡例，陆续写出《清初三藩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等文，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终于完成了八十万言的《晚明史籍考》。
    明清之际的史料汗牛充栋，不下千家，但因许多书中记载满族发祥史、清兵入关后的残暴行径、南明抗清义举等，而触犯清廷的忌讳，被列为禁书，横加摧残破坏。清末文网渐开，虽然断简残篇时有披露，一些复壁深藏的缥缃奇秘得以重见天日，然而这些劫后幸存的史料散处海内外，难以纠集；或标目纷杂，令人莫测深浅，治明清史者于此不免有望而生畏之感。《晚明史籍考》的出版，正好为学术界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难题。
    这部煌煌巨制著录有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文献一千一百四十余种，未见书目六百二十余种，蔚为大观。“凡研究明末清初的党社运动、农民起义、抗清斗争、郑氏、三藩、史狱、文学、人物和南明诸政权，都可以按图索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知识。”（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中华书局版， 第1～9页。）故尔它一问世，就蜚声学林。朱希祖先生认为这部“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者难以完成的专著，使人“一扩耳目，增益知识”；（注：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附录·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100页。）柳亚子先生则称诩道：“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注：柳亚子：《怀旧集·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947年耕耘出版社版，第172页。）
    固然这部书难免有若干提要不够精确，个别书作者的生平，方志已有记载，而书中仍付阙如等疏漏，但是“如果没有谢老这部大书，治明末清初史者，面对茫茫书海，很可能将不知从何处下手，查找稗官野史中的史料，即使化了很大功夫，恐怕难免要挂一漏万，大走弯路的”。（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辑，1984 年中华书局版，第1～9页。）以后此书增补修订，定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诚如王春瑜先生所说：“今天，研究明末及清初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这本书为入门的向导，然后才逐渐步入堂奥的；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时翻捡此书，从而断定所用史料的价值，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去进一步开掘史料，扩大研究的范围”。（注：王春瑜：《秋夜话谢老》，见《学林漫录》第10辑，1985年中华书局版，第7页。）
    《晚明史籍考》已经成为“研究明清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注：商传：《谢国桢》，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5年）》“现代已故史学家”专栏，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268页。）它的出版，是先生对明清史、目录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同样，书中所表现出先生朴实的学风，亦为他在研究明清史、目录学领域内的地位奠下了牢固的基础。
    （四）
    翌年，先生由胡适介绍赴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授课之余，他整辑旧稿，撰成《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众所周知，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一直是个纷纭复杂的问题。人言言殊，褒贬不一，但大多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议论流于简单化。先生利用编撰《晚明史籍考》时所积累的大量感性认识，深刻地指出“党”是“士大夫阶级活动的运动”，“社”是“一般读书人活动的运动”；进而分析了社集由万历初以文会友的萌芽时代，一直发展到南明以后成为抗清的政治革命，从而高度赞扬一般读书人社集活动的进步意义，指出“明亡虽然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这样不仅澄清了把党、社混为一谈的错误，而且对明清之际一些正直的读书人、老百姓反对封建黑暗势力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品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书中钩玄发微，把明末清初社会腐败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即出现竞争和社集、存在着相对的言论自由，看成是“政治的进步”，这样就较全面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关系。
    先生这部十五万言的专著，有一个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不仅“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还在于希图“唤起民族之精神”。（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页。）故尔全书非但史料丰富，观点鲜明， 并且笔端充满着情感，文采飞扬。当叙述到儒雅之士变而为抗清豪杰时，字里行间洋溢着壮烈、激越之情；在分析社集名流惨遭镇压、失败亡命时，作者则为这些狷介之士的坎坷命运低徊三叹，不胜惆怅。因此有人以为此书文笔深受梁任公影响，富有感染力，无怪乎它一问世就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盛赞此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注：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题未定草（六至九）》，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434页。）并发出一番议论，来表达他对明清之际为正义而献身的“书呆子”、老百姓的无限同情。如果说《晚明史籍考》是先生研究明清史料学的代表作，那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则是先生研究明清政治史的代表作，这两部书都对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先生还对明清之际的学术文化史进行探索。他从研究文化名人着手，先后撰成《顾宁人先生学谱》、《黄黎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等，在这些书中，先生又从考察谱主的家庭、生平、师长、交游、弟子、著述等方面着手，进而分析他们的思想与学术成就。这种把人物放到当时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既避免了无的放矢的泛泛空谈，又使研究更为深化，因此先生笔下的谱主给人以栩栩如生的立体感。
    1934年，先生辞去教职到家乡河南编纂《河南通志》。不久，仍返回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除继续研究明清史外，他还留意两汉碑刻、石画拓片的收采与整理。随着研究的深入，先生对清初东北满族的兴起日益发生兴趣。并溯源探流，寻求契丹、金源，以至汉代乌桓、鲜卑的事迹，撰成《记辽陵石刻及其关于时论辽陵之文字》、《东北史稿跋》等文，他还着手准备撰写一部《东北史略》，以寄托对沦陷于日寇铁蹄下东北河山的怀念情感，但是时局动荡，风云变幻，1937年爆发了“泸沟桥事变”，华北平原竟难以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先生的计划顿成泡影，他不禁有“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的感叹。后来先生亡命南下长沙，服务于西南联大图书馆。第二年北返，典守北京图书馆文献。以后一度应邀执教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