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三个关键性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三个关键性时代，即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和汉魏之际。这三个时代，有的是承前启后，有的是开创一个新时代。非常巧的是，这三个时代分别被不同的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阶段。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不会同时有三个开始时代。它们之中，或者一说是对的，或者三说都是不对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很多的。这里我不想展开全面讨论，只想就对这三个时代认识的不够处，提供一点意见。
    一、对殷周之际是由氏族部落向阶级社会长期过渡时期中重要的一环认识不够
    由氏族部落到阶级社会的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很复杂。这种情况，几乎是世界上大小民族历史上的通例。以古希腊、罗马为例，公元前11-前9世纪，希腊和稍后的罗马王政时代， 氏族就分解为贵族、平民。希腊对外征服就出现边民、希洛特，罗马出现被保护民。西方学者有的称他们为依附民、农奴，甚至有的就称之为一种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都同意在人类历史上氏族社会解体时期出现过奴隶制、农奴制乃至雇佣制等。如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70页。）在马克思去世前几个月，恩格斯在信中很高兴地对马克思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我们‘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5卷，131页。）
    周人灭商以后，以“殷民六族”分给鲁公，“殷民七族”分给康叔，以“怀姓九宗”分给唐叔（注：《左传》定公四年。）。把大批殷民迁到洛邑。殷人和周人的氏族组织都没有打破。他们分地居住，并不混居。大体说来，周人居住的地方叫国，殷人居住的地方叫做野。殷人的事还是殷人自己管理，殷朝的贵族还可以到周朝做官。
    殷周两族的关系，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不平等关系，靠“盟约”来维持。直到春秋时期，国与国，贵族与贵族，贵族与国人，都靠“盟”来维持。这种“盟”就是殷周两族关系的遗迹，也是氏族部落联盟时期“盟”的关系的遗迹。
    从周初到春秋，氏族组织进一步分解。酋长、贵族长的权力逐步扩大，他们慢慢向君权、王权路上发展。
    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由氏族部落、氏族联盟向阶级社会或国家的过渡时期，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不重视它的长期性、复杂性，好像氏族社会一下便迈到奴隶社会，这就影响我们对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认识。
    二、对春秋战国之际交换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作用认识不够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变化，是由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农村经济向商业交换经济、城市经济转化，由战国开始，交换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一直维持到东汉，有六七百年。《战国策·赵策三》记载，春秋以前，“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战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时临淄有7万户， 到汉朝有10万户。《史记·货殖列传》对战国到西汉初年城市交换经济之发达的描绘，给人以深刻的感性认识。他写出了星罗棋布的全国大小城市、每个城市的交换网络及全国的交换经济形势，全国各阶层人的生活大都卷入商业交换中。和孟子同时的主张“自食其力”的神农学派的许行，在和孟子的辩论中，也得被迫承认日常生活用品、器皿，乃至农具都是和百工交换来的。孟子骂他们“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注：《孟子·滕文公上》。）他们也无话可说。荀子在《荀子·王制篇》中说完全国各地远距离的商品交换后，特别提出“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斵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李悝估计农民生活也是把粮食折成钱来计算的。我们不能用后代“中国是以农立国”的思想意识来怀疑秦汉交换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汉代两位大官、大思想家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
    《汉书·贡禹传》载，汉元帝时，贡禹上疏说：“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注：参见《汉书·食货志上》。）
    后汉中叶的学者思想家王符在《僭夫论·浮侈篇》中说：“今察洛阳浮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如何看待这两段话？这两人一个是正派政治家，一个是学者政论家，而且贡禹是对皇帝说话，不可能胡说。我认为王符是严肃认真地提出问题。他的话有夸大成分，但意在引人注意，是认真看待问题，而不是胡说。
    我认为他们两人的话，都反映一个现实，即汉代城市人口是非常多的。“耕者不能半”，大约接近事实。可以大略地说，汉代城市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40%左右。
    战国秦汉是城市国家，人口一般可以说是由城区向外辐射的。那时全国5 000万人口，大约居住在现在内地人烟稠密的10 亿人口居住的地区，人口围着城市居住；远离城郭的地区，人口是越来越少的。汉代人说到农民流亡，不说“离开农村”，都是说“离其城郭”、“亡去城郭”、“前去城郭”。盖汉代人口多居住在城郊和城区辐射区以内也。
    我们不要用现在的眼光说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国，以为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贬低了战国、汉代城市交换经济发展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