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喜欢“承袭旧习”的人，他们把陈旧的规章制度视为合理的东西，对不同俗流的新事物看不惯，于是议论纷纷，甚至群起而攻之。这些人并不来自反对阵营，然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他们也成为维新变法的相当大的阻力。而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主张和支持维新的，“其人本寡，其势甚孤”，他们只是一些少数帝党官吏、御使翰林及地方官员，既没有兵权，也没有财权。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在当时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之下，根本无法获得文化知识，当然他们不可能接受、甚至支持维新。因此维新思想家严复指出当时维新派“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注：严复：《论中国分党》，《戊戌变法》（三）76页。）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因此，守旧势力一经发动反攻，变法维新便像一场春梦迅速破来。谭嗣同在壮烈牺牲前，也只好仰天长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注：谭嗣同：《临终语》，《谭嗣同全集》上册，287页，转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 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不但力量不足而且政治态度软弱。他们并非不想夺权、掌权，只是由于实力不足，再加上总是心存幻想，依靠光绪皇帝和平掌权。当然，这种幻想也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破灭了。这显然与暹罗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无力，其根源是它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于70年代，先天不足，在娘胎里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缓慢，而且资金少，企业规模小，设备陈旧，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薄弱，社会基础狭小。这决定了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着依赖性，对他们也就具有妥协性。这些特性，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身上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对封建主义妥协让步等。而暹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成分的产生，不同于东方大多数国家，它是在事实上独立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暹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相比，更拥有坚决彻底的特性。因此，在暹罗进行改革过程中，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和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才表现得坚决果断。
    三
    我们还应该看到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维新派领导人的经历、能力、胆识与维新运动的成败也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暹两国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有相似之处，如大多是出身封建家庭，多数也曾接触过西学。然而不同的是暹罗的改革派大都是富有经验、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像朱拉隆功国王自幼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早就立下按照流行的欧洲观念改造国家的决心。在他即位前和即位后曾游历、出访亚、欧的许多国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出访了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爪哇、新加坡、印度之后，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行政措施颇有心得。“这对于他后来从事泰国的行政改革助益甚大”。（注：吴复新着《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年初版，第76页。）在1897年，朱拉隆功国王乘御舰“却克里”号出访欧洲。先后访问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以及俄国等国家，这使他眼界大开。朱拉隆功国王的这些活动和深居皇宫的光绪皇帝相比，岂非有天壤之别。
    在改革中，朱拉隆功国王任人唯贤。如改命公共教育厅长丹隆亲王为内政部长。对此，朱拉隆功国王曾有过这样的解释，他说：“假如行政制度不加以修正且发展成为现代的制度的话，则这个国家将会遭遇危难，甚至于丧失独立自由。所以改革及发展省政以保卫国家比教育的工作重要，因为各省将由内政部来统辖。”（注：吴复新着《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年初版，第86页。）丹隆亲王的确精明能干，经验丰富。他深知行政改革牵涉太多，处理不当，会造成国家和社会的混乱。于是他首先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然后从人事制度入手进行人员的重组，保留了大部分的原有人员，只带来两位新人，这样可以避免引起旧有人员的恐惧。而有的机构在改革中并入内政部后，仍然保留原来机构的名称，这容易让人接受。内政部在丹隆亲王的英明领导下，不负重望，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国家所赋予的艰巨而神圣的使命。所以，有人这样评价：“他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由一位能干的弟弟，结果这位亲王，不但圆满地达成了任务，并且更替泰国的行政制度立下了不朽的根基--奠定了一个国家官僚治体的稳固基础。”（注：吴复新着《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年初版， 第132页。）同时，朱拉隆功国王在改革中还大胆地聘用外国人作顾问。在聘用时，为避免出现因专聘某一国人而使暹罗政府被操纵的情况。所以，所聘外籍专家在职务和国籍上往往做了某些似乎是有意的安排。如外交顾问一般是美国人，财政顾问是英国人，而法律顾问则是法国人等等。当然，外国人也并不局限于只是担任各部、各厅的顾问，也有许多外国人从事具体的实地工作。据有关资料，在朱拉隆功时代，共有五百四十九人受聘于政府机关。（注：吴复新着《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年初版，第89页。）这些人对朱拉隆功的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用雷福（W.D.Reeve ）的话说：“他们（指外籍顾问）乃是设计（行政）机器的工程师。他们忠诚而专心地对暹罗提供了极大的服务”。（注：吴复新着《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年初版，第70页。）相比之下，中国的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一腔热血，但缺乏雄才大略。梁启超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注：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第36页。）当时日本的一些人士也这样认为：“但是，据与他们接近……改革派的领袖康有为、汪康年等都很年轻，这些人物尚缺乏扭转乾坤的大气魄、大力量。”（注：《万朝报》明治31年9月11日， 《中国改革的风气》上，转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294页。）首先，他们在推行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在康有为“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辞鼓动之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在短短的103天中， 竟发出上百道诏令，社会怎么能够承受得了？何况这些诏令只有原则要求，没有配套措施。如裁并衙门，没有任何善后措施，也没有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使一部分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一夜之间便无以为生，造成一片混乱。当时，有人这样描写太仆寺被裁撤后的情形：“寺中自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阒其无人，匪特印信文件，一无所有。即厅事户牖，均已拆毁无存。”（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一）第485页。）这位知情者继续写道：“戊戌变政， 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一）第485页。）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被裁， 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这样维新派遭到守旧势力的群起攻之，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维新派十分孤立。
    其次，维新派领导人不能知人善认。如在政变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他们便把自己的整个命运交到反革命两面派袁世凯手上，妄图依靠宫廷密谋和政变手段一举取胜，冒险成功。然而维新派的领导人没有认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结果袁世凯一告密，戊戌维新便宣布失败。后来，梁启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袁之为人机诈反覆，深知皇上之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谋，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于其手矣。”（注：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61页。）四
    中暹两国改革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两国文化思想观念的不同也值得注意。唯物史观认为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的活动只有适应了时代的潮流，才会促进历史的发展。如果他的活动逆历史潮流，不符合时代的需要，那么他也只能是历史车轮的牺牲品。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英法殖民主义者对暹罗的蚕食及对暹罗邻国实行的殖民扩张政策，威胁着暹罗的安全和主权。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特别是1896年《英法关于暹罗和湄公河上游的宣言》协议的签订，使暹罗成为英法的势力范围。这样暹罗王国的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英、法殖民帝国的直接威胁。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暹罗，大家都十分清楚，目前的事态乃是亡国的先兆，至少也是在暹罗王国的四分五裂的领土上无条件的独立已濒于危亡之秋。”（注：《泰国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79页。）而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资本主义加紧了对暹罗的经济掠夺，同时暹罗也增加了同欧美国家间的贸易，这使暹罗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赖逐渐加剧，渐渐地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些对暹罗早已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起了加速作用，但是，暹罗沿袭已久的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封建体制仍然存在，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蒙固时代，虽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改革，但体现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萨卡迪纳”制并未受到触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奴隶制依然存在，阻碍着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面对国家新的形势的出现，“为巩固国家的独立和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加速暹罗社会向现代化发展，实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注：《泰国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朱拉隆功正是在此背景下，顺天迎人，进行了改革。
    而反观中国维新运动时的历史，自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农民起义转入低潮，当时人民群众虽然进行反洋教斗争，但零星分散，没有汇合成强大的势力，针对的目标也主要是洋人、洋教。当时的清政府，对外奉行妥协投降政策，中外勾结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在内部，满汉地主联合，狼狈为奸、疯狂镇压人民起义，这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到巩固、稳定。虽然甲午战争以及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仍然顽固地维护着旧的统治秩序，执行着固有的内外政策。所以在此时幻想在封建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无权的皇帝一道一道地颁发改革命令，最后达到改变制度，改变政治与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在中国这个厌变的、守旧意识极浓的国度显然是行不通的。
    而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即封建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本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地主和小农经济如同汪洋大海，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的经济力量也很强大，即使是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实力也远比民族资本雄厚。就全国范围讲，整个手工业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的政治、经济状况说明，戊戌维新并不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需，它只是甲午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这一客观形势造成的，也是刚刚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阶级力量、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领导的不成熟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早产儿，这个早产儿的夭折是历史的必然。
    还有中暹两国文化思想观念也不同。暹罗虽也是个封建的国家，而且还保留着农奴制的残余，但陈旧的封建思想并不根深蒂固，和中国相比，易于接受新的思想和文化。而且暹罗从蒙固王开始就“一改先代国王的遗风”，开始进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提倡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朴素的民主思想，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许平民百姓直接向国王申诉”（注：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9页。）等等。 而且蒙固王对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霍尔在《东南亚史》中这样说：“蒙固对科学的强烈兴趣是他于1868年去世的原因。”（注：D.G.E.霍尔着《东南亚史》（下）中文本，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71页；第764页。）1868年， 蒙固王因为跟随法国科学家探险队去观测日全蚀，不幸染上疟疾而去世。这种因对科学的兴趣而逝世的国王在中国恐怕从未有过。暹罗有如此思想开明的国王，其臣民在其思想的潜移默化之下，当然会渐渐的开化。所以有人这样说：“而其个人对于西方事物的赞同与鼓励更开启了泰国上下接受新观念的心灵。”（注：吴复新着《泰国行政发展之研究》，出版者：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中华民国七十年初版，第76页。）这当然对朱拉隆功改革的成功起了推动作用。
    相反，中国是文明古国，曾经是世界各国学习和向往的地方，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思想熏陶下的臣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往往认为中华文化优越，提倡学习外国往往遇到很大阻力。而且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禁锢、八股制的毒害，头脑僵化，因循守旧，在闭关锁国政策束缚下，闭目塞听，盲目自大。这些当然不利于维新改革。
    总之，暹罗朱拉隆功改革的成功与中国戊戌维新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受主客观历史因素的影响，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根源。暹罗朱拉隆功改革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中国的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