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用自然科学理论解释历史，“新三论”、“老三论”热闹了一阵子，大家都有点腻了。其实，国外严肃的历史学家也不是这样来运用这些理论。你们可以从文章索引中查一查，看哪一年最兴盛，什么年代开始冷淡下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这是很有价值的。后来，又有一些年轻的史学家希望从西方那里引进一些比较实在的史学新方法，比如我能想得到的有中山大学陈春声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武汉大学冻国栋运用人口学的方法研究唐代人口，社科院历史所的彭卫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研究汉代的一些心理和行为现象，彭卫还利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家庭史。我觉得这比前一段深入了一些，不是仅搬一些新名词。你们把编年顺序排列一下，甚至绘制一些图表，可以做很多统计分析。但这些还是从局部的推动开始的，婚姻家庭史、人口史、物价史、心理史等等，毕竟都是一些局部性的问题，与广阔的、总体性的概括研究，毕竟还有一段距离。
    从总体上对历史学进行研究的，已经有二、三十种以上的史学概论，涉及历史学的理论、方法等。老一辈学者白寿彝先生、吴泽先生都主编过《史学概论》，宁可先生也有专著。陕西师大赵吉惠一个人就写了有三本以上。陕西的佘树声还写了一本《历史哲学》，河南大学的李振宏、云南大学的文思启也有专著，四川还有一位学者写了历史哲学的著作。这些书目都可以收一收。这些书是侧重于总体的探讨的，各有各的特点，可以说是理论探讨的又一个高潮。这些书目可以搜集一下，收入书内，进行一些统计分析。
    过了80年代到9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就是回到乾嘉去的思潮。你们可以做以下统计分析，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等若干种专业史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主要倾向进行一些分析。据我的印象看，回到乾嘉去，是一种主潮了。人们对理论概括性的东西厌烦了，首先是读者厌烦了，编辑就适应读者的需求，综合性的理论概括论文几乎不再发表，有的编辑部还把这一条定为规则。前些天我还与陈启能、于沛同志谈我想写一篇“理论为什么冷落了”的文章，他们很赞同。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是我们讲理论的人讲的脱离实际，既脱离现实历史进程的实际，又脱离历史研究的实际，讲着讲着就让人厌烦了，没意思。这是搞理论的人应该反思的。然后是人们对理论的逆反心理。教条主义造成了误解，使人们觉得理论都是空的，无济于事。所以就回避它、讨厌它，有时候还有变相打棍子的现象。这几个因素使得回到乾嘉去成为了主潮，陈寅恪、钱穆成了史学家的典范。我不是说不应该肯定他们的史学成就，但是要有一个适当的位置。不管什么原因，冷落理论是一个损失。理论和史料的关系，过去翦老说得非常好，对这一点值得单写一篇文章，把这个总结一下。他把史料比喻为野马，说如果不带着缰绳去驾御野马，它不知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而理论就好比驾御野马的缰绳。没有理论指导去探索史料，至少也是事倍功半。但理论若不掌握史料，也是空洞的理论。所以，他主张理论要和史料结合，但比较起来，他认为掌握理论比处理史料更难。他说我是早晨和上午读理论书，下午和晚上读史料书，因为理论书太难读。北大历史系在他的倡导下，理论空气很浓。理论被冷落会造成损失，理论工作者本身需要反思，人们对理论的误解也需要反思。
    对于史学的创新问题，用新三论的方法，我早就表示怀疑。社会史研究对史学的创新是一个推进。龚书铎、冯尔康等学者对这一新领域的开拓是有价值的，但缺乏从总体上对于规律作出解释，原因还要归结为过去对于规律的理解过于简单化、教条化。许多史学家在这方面是作出贡献的，如白钢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陈高华等的《军事制度史》，我没有来得及看，知道有这些大部头的著作出版了。但我觉得回到乾嘉去的描述性的史学倾向，是对史学的发展不利的倾向。巴勒克拉夫说当今世界史学也有这种倾向，由于找不到规律、因果关系，就把“元史学”或“理论历史学”放在一边，先搞具体问题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现象，但这是一种自发的、不得已的一种状态，不是历史学的健康发展的状态。比较史学被巴勒克拉夫看作是未来史学发展最有前途的一个方向，但我们搞的还是缺乏“力著”，所以搞了一阵以后就不那么时兴了。我觉得主要还是缺乏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深度，这两个深度不能结合并进，这是对史学健康发展十分不利的。
    世界史研究也有创新，吴于廑先生在推进世界史的创新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他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然后又发表从农本到重商，然后讲到工业革命、工业化、殖民征服，然后一直讲到当代，他主要根据马克思所说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观点，原来都是一些分散的部落、民族、国家的历史，只是在大工业以后，才发生把分散的部落、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他概括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他的几篇文章，可以说建立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大框架。武汉大学召开的庆贺吴于廑先生八十寿辰座谈会上，我曾对吴先生这方面的贡献作出了评价，称他为开拓世界史新局面的第一创举。开完会刚刚回来我就接到了吴于廑先生去世的讣告，我那篇纪念文章，变成了悼念文章，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上。现在我看我那个评价还是对的。吴先生的新论当时就引起了国内世界史学界的关注，而且还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重视。丹麦学者李来福博士来中国进行访谈，这篇文章是他的重点。李来福博士认为吴先生研究的新意是把过去苏联和中国的世界史着重从纵向来讲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发展成侧重从横向上来展示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他在国外发表了专文来评价这个框架的新意。李来福先生和我有多次的交往，那几年他的研究课题就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为什么我说吴于廑先生是一个创举呢？因为过去我们史学受苏联的影响，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描述五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不平衡性及各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比较忽略。他显然是要致力于纠正这种偏颇，竭力把世界历史进程的丰姿多采的面貌表现出来，这是有创新意义的。但同时，吴于廑先生也没有否定世界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纵向发展，而是着力把世界历史的丰富性，把多种多样的因素，包括偶然性、地理因素、人文因素对历史进程多样性的影响，表现出来。当然任何人也不会说他已经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后来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在正确处理纵向和横向的关系上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人们可以说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我觉得那部世界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新成果的集中体现。目前，需要在那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推进。历史越来越整体化，越来越全球化。全球化的进程当时马克思已经指出来了，即在出现大工业时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的这种洞察力，因为我们直到现在才感受到这个问题。这个过程是人类历史发展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中的规律是非常丰富的。六卷本的《世界史》已经向这个方向推进了一大步。要前进，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加强，实证性的研究也要推进。
    虽然现在回到乾嘉去是个思潮，或者说存在“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倾向，但我觉得这个趋势不会太长，只摆过程不讲理论也是长久不了的。人们读书总是需要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前些年的成套大书不是卖不出去了吗？光摆那些纪事本末性的书也是不行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朱孝远同志在中世纪史的年会上曾谈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看法，他们首先就认为中国史学放弃综合是一大不利。西方新史学告别兰克，我们这里回到乾嘉，这是一个明显的反差。当然，西方告别兰克，没有走多远，又出现了徘徊。但告别兰克毕竟是西方新史学的一个主调。他们告别兰克，并不是抛弃兰克，是改变兰克的那种单纯描述过程的来龙去脉，而不研究事物的趋势、规律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