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先生，除了研究史学理论之外，您也是研究世界史的著名学者，您觉得这些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如何呢？
    ■：从把握原始资料这方面看，当然是远远比不过西方，主要是语言文字的障碍。但是，从宏观的研究上并不比他们落后，甚至许多问题我们比他们看得要透一些。宏观把握上，不但不比他们落后，甚至还要强一些。但是现在存在重大的差距，就是我们了解他们与他们了解我们，在程度上不成比例。我们搞世界史的同志至少精通一门外语，特别是英语，有的还有法语、德语，而他们除了汉学家以外，大多不能读中文的书。他们的历史学家能懂中文的比我们的历史学家懂英文的少得多。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世界史著作，所以就形成了一些很偏颇的印象。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受经济条件的局限，很多中文书出不了英文版，这是我们的能力有限。今后有实力的出版社应该主动与学者联系，哪怕赔一点钱，也应该在出中文版的同时，出英文版。
    ●：一些在国外搞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应该积极地把中国的世界史著作翻译成外文出版，及时地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去。
    ■：是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甚至台湾的一些大学，他们的刊物往往是中英文夹杂着，有的文章就是用英文出。《中国社会科学》出英文版，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是不是也可以出英文版？当然，他们也有个经济核算问题。我现在搞的中西历史比较的书也在考虑，出中文版的同时看能不能也出英文版。我们读他们的书，与他们读我们的书，真是不成比例。
    ●：您的关于中西历史比较的著作大约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呢？
    ■：大约还得二、三年的时间。我约了好几个年轻的同志一起做。我一开始就认为，理论的研究一定得结合实证的研究，要不然空谈理论绝对不行，即使是理论或方法论的著作也要既在理论方面有所长，又要在若干实证研究领域有所长。不然，一方面自己理论说不通，再者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我在这次中世纪史学术年会上说，我们一定要打破学术“农奴制”或“份地制”，加强跨学科的研究，不能进了这个份地一辈子就出不来了。
    ●：如果一开始就重视史学理论或方法论研究的学者可能受这方面的束缚要小一些？
    ■：就是，像宁可先生就是这样。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是齐头并进的。戴逸先生虽然着重于清史方面，但他对理论也是很重视的。龚书铎先生等都是如此。
    ●：您觉得当前阻碍史学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刚才我说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深度、广度没有齐头并进，为什么没有齐头并进，有社会背景，也有认识上的问题，有学术发展本身的曲折过程。但主要的是没有使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关系达到一个真正科学的认识，特别是共识。现在政治上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只要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什么都可以发表，这比以前宽松多了，学者们发言自由多了。
    ●：您感到史学规范的问题是不是当前史学发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规范问题看怎么理解。什么叫史学规范？如果规范就是一种形式的话，这个问题并不能解决。所谓形式，就是文章要有提要、有注释、要有参考文献，另外比较重大的问题要讲一下前人研究的成果，你自己要谈一些什么。这种问题在我们中国确实存在，比如引用别人的东西不加说明。马克思曾经尖锐地讽刺过这种现象，他说：某某人大段地抄袭了我的东西，但是他绝口不说出自于哪里，可能是因为这位学者实在太博学了，他认为抄袭一点别人的东西根本无所谓了。这些东西有的是属于作者的道德问题，有的就是形式上的问题，对于学术规范的要求不知道，当然也有学风问题，就是华而不实，东抄西抄。这些从学术研究上来说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但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深度、广度怎么结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缺乏真正有深度的认识，更不用说共识了。要能够作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齐头并进，那是要加倍地投入啊！精力的投入，甚至财力的投入，要置备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每年买书、买杂志，精力、物力的投入是要付出很多的。你的成果写成文章，顶多给你四、五十元的稿酬，再高到百、八十元就顶头了，不象那些写小说的。要单纯从这点看，心理很难平衡。但你看得远一些，得诺贝尔奖的搞一辈子不也就是几十万美元！而泰森一出场上千万美元，没法比。当代人类的价值尺度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要搞出高质量的东西，就是要加倍地投入。我们到书店去看，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新书，但是有多大的生命力呢？过一、二年人们就会忘记它，进入造纸厂。但是这也是需要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让读者去选择吧。真正有价值追求、有事业心的学者总不会单纯凑些字数去解决职称问题吧。
    ●：从8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兴起了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主体的问题，到现在关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历史有没有规律的问题，都关系到历史学本身的价值问题。对这样的探讨，您自己是怎样认识的呢？
    ■：我觉得从我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说，否定历史有规律，进一步否定历史学可以探讨规律，这样一种思潮对于历史科学健康发展来讲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这股思潮也是有很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渊源的，它的存在也是很自然的。何兆武先生的观点我既不感到生疏，也不感到奇怪，这是近代以来至少争论二、三百年的问题。更久远来说是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开始对人类自身进行思考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问题。司马迁就想探索人类历史中有一种“道”或“势”，但他又很难找到这种东西，于是还是归结于天命。古希腊、罗马人思考历史时也是这样，既感到需要抓住历史的趋势，但又抓不住它。真正要承认历史有规律，承认历史学能够揭示规律，要大家都取得共识，我看要到共产主义时代。按马克思的说法，每个人都成为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个体，他对于自己、自身、个人和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命运和整个人类命运的关系，有一种科学的、理性的认识，他就不会相信那种命定的、纯粹属于偶然支配的东西。只有达到这个程度，人们对这个问题才能达到共识。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现在的争论，我们总不能无为，要有所为，就要做一些自己觉得值得做的事，应该追求的事。历史学要不断地启示人们的科学理性，它才有价值。如果把历史学看成各自发思古之幽情的东西，或是一种消遣，或是个人情感的挥发，那么只能把历史学限制在很小的、闲暇的、能抒发思古幽情的圈子里，它就失去了它的社会的生命力。从这种心情出发，我才同何先生商讨这件事。历史学不能讲规律，就不如到村里赶毛驴，何必要付出这么多的精力，还要承受风险和打击。
    ●：前几年我们就听说您受国家教委的委托，要主编一部新的史学概论教材，不知这部书现在进展情况怎样？
    ■：我承担的教育部的史学概论教材，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这也是个麻烦。当时是想约一部分人一起来搞，能更有基础一些，但是稿子拿上来以后，感到共识很难形成。这本书究竟怎么搞，到现在也没想出办法来。若要大刀阔斧地改，对原作者不够尊重；不改吧，又是一个大杂烩。现在我要出的这本书，就是我个人的见解，对不对，大家去批评。
    ●：感谢您对我们谈了这许多宝贵意见。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研究》课题的意见，对我们确实有很大启发，回去后一定再作思考。最后预祝您的几部大作能够早日问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