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虎教授的力作《汉唐外交制度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本书的出版，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一
    汉、唐是中国古代的两大盛世。汉是继秦统一六国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极盛时期；唐是在隋统一南北朝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极盛时期。汉唐两大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国家疆域也空前扩大，基本上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领土范围，在外交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所以汉、唐史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汉唐断代史、汉唐经济史、汉唐政治史、汉唐文化史、汉唐军事史以及各种汉唐专题史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壮观，但惟独不见有汉唐外交制度史问世，因此说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是创新之作，决非虚誉，说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必须说明，本书的创新，决不仅是选题的创新，更主要的是其内容多有独到的创见，对此，下文还要详谈。
    说《汉唐外交制度史》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是因为本书不单纯就事论事仅谈汉唐的外交制度，而是把汉唐外交制度史放在世界外交制度史的大范畴，放在中国外交制度史的长河中进行研究，故其成果对研究中国任何时期的外交制度史都有启迪和借鉴作用，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它为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奠定了基础。
    本书作者根据自己对世界历史总形势和世界外交史发展趋势的研究，提出了古代世界两大外交圈和世界外交史发展两大阶段的论点。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古代世界的外交圈是以若干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为核心，不断向外辐射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大体以帕米尔高原、喜马拉亚高原为界，古代世界形成了两个最主要的外交圈，即在其以东的东亚外交圈和在其以西的西方外交圈（也可将其称为‘西域外交圈’）。”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始终在中国，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而且其中心不断地转移。前者具有一元性的特点，后者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并着重说明，“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圈，是世界上最稳定、持续时间最悠久的外交圈，这是西方外交圈难以匹敌的……只有东亚外交圈，始终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皇朝为中心，不论是中国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未曾改变。由于中国在整个古代世界中一直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加以有着相应的连绵不绝的史籍记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使得中国古代外交成就成为世界上体系最为恢宏、完备，而又独具东方特色的古代外交典范。”作者对于世界两大外交圈的卓越见解，不仅解释了古代世界外交起源和形成问题，而且也为世界外交发展两个阶段问题，即古代区域性外交与近现代世界性外交的论断找到了依据。
    本书以十五世纪为界，把世界外交史划分为区域性外交和世界性外交两大历史发展阶段，指出“十五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路的发现，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使古代区域性外交向着近代世界性外交转变。到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迟滞，也导致其在外交上开始步入落后和被动的困境，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在列强的炮舰攻击下才被动地跨进近代的世界性外交体系”。本书关于世界两大外交圈和世界外交史两大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以及把中国外交史纳入世界外交史范围的认识，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独到的创见性。对于这些新颖的见解，不管其他中国外交史研究者是否赞同，都有启迪作用，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史的思考起点，并可引导后继者进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佳境。
    本书还根据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发展趋势，而划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一）先秦时期，为中国外交的早期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外交基本是在中国本土范围内进行的；（二）汉唐时期，为中国古代外交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道路，进入与域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阶段；（三）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国古代外交持续发展并走向转型时期，其主要特点是盛极而衰，并逐步由古代外交而向近代外交转化。”本书还进一步指出：“汉唐外交正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一方面是先秦外交的继承和延续，另一方面又在先秦外交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创新和突破。”具体表现为：1.汉唐时期是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发生外交关系，从此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外交；2.汉唐时期出现了与中原皇朝并峙的少数民族政权，形成了中国古代外交的一种新形式和格局；3.由以上两点所决定，汉唐时期形成和确立了具有三种类型和层次的外交格局和体系。即（1 ）中原皇朝与当时的外国，而且现在其地仍在中国境外的国家的外交；（2 ）中原皇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外交；（3）中国境内各独立政权之间的外交。 “这三者并非绝对的、凝固不变的。从大的方面来说，在统一皇朝时期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在分裂时期则三者兼而有之。从具体方面来说，这三者在不同时期又有所变化，有的原来是外国，后来又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有的原来不是外国，但后来又成了外国；有的原为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后来又转化为中原皇朝，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加以具体分析对待。”
    从以上所介绍的情况说明，黎虎教授研究汉唐外交制度的眼界是开阔的，思路是通达的，是把汉唐外交制度史放在世界范围，放在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总体范围内进行研究的，因此才能对汉唐外交制度史从宏观到微观，从简单到复杂，进行丝丝入扣、清楚地分析，并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这说明作者站得高，看得远，他所考虑的不单纯是一本汉唐断代外交制度史，而是全套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是要为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新的学科奠定基础，所以作者在《前言》中特别说明：“汉唐时期我国的外交制度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外交制度之一，而且其制度之完备、周密，其行用之连绵、久远，其影响与效用至巨至深，都是古代西方和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发掘整理我国古代外交制度这一丰富的、宝贵的遗产，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门新学科，对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繁荣和拓展历史学科，服务于改革开放大业，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要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要繁荣和拓展历史学科，这才是黎虎教授研究汉唐外交制度史的真正意义之所在，阅读本书对此不能不有所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