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本书属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创新之作，无前人专著可供参考，因此本书结构、内容全由作者独立安排。本书除《前言》、《后记》外共分上中下三编。即上编汉代外交制度；中编魏晋南北朝外交制度；下编唐代外交制度。编的结构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是一般史书通用的编排，无什么新意可言，但章节的设置，则是作者匠心独运，令人耳目一新。简而言之，本书各编章节内容共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外交决策和外交机构。现已出版很多种中国古代制度史的专著，如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治安制度史、官制史、监察制度史、科举制度史……等等，其内容主要都是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的运作，很少有人考虑决策制度，即使提到决策问题，考虑得也很简单，都认为中国古代是封建君主专制，决策就是皇帝独裁而已。本书不仅有决策制度，而且将其放在首位，即先讲外交决策制度，后讲各种外交机构，显示出作者独到的思维逻辑。其实不论是内政和外交，都是先有决策，然后才交给相应机构执行运作，所以本书重视决策制度，并把它放在首位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古代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有权独裁或由权臣代替皇帝独裁。但涉及到需要决策的时候，问题就不那么简单。皇帝或权臣再想独裁，也不可能把各种事情都独揽起来，而且决策还有个正确性和准确性问题。为了稳定和稳固其统治，必须保证决策准确无误或减少失误，就必须调动大臣的智慧参与决策，这就必须建立各种决策制度。本书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才着重研究了汉唐的各种外交决策制度。
    本书虽然把外交决策制度放在首位，但作者也认识到“外交管理制度是外交制度的基础和核心，研究古代外交的管理制度，对于进一步认识外交的其他有关制度就有根柢和依归”（第17页）。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在份量方面使外交管理制度，即外交机构设置，远远超过外交决策制度，成为本书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安排。因为汉唐的外交管理机构是相当庞大的，其运作也是相当复杂的，没有足够的份量就难以把问题交待清楚。
    本书的外交决策制度和外交管理制度的总合约有50万字，对于这样博大精深的一部著作，在一篇短文中实难评介清楚，所以只能简单地谈谈观感，我想可以用“详细、全面、充实”六个字，来概括本书的特点。
    所谓详细，是指对汉唐决策制度和外交管理机构的介绍非常详细。如对汉代的外交决策制度，既介绍了包括御前会议决策、垂询决策、纳谏决策、卜筮决策等形式的皇帝决策，又介绍了包括公卿集议决策、中外朝合议决策、有司决策、权臣专决等形式的公卿百官集议决策。对魏晋南北朝的决策制度，虽因资料不足，介绍的稍嫌简略，但也基本以国为单元交待了各国的外交决策制度。对唐代的外交决策制度则介绍得异常充分。既介绍了包括朝参决策、杖下决策、延英决策、谏诤奏议等形式的御前决策，又介绍了宰相决策和百官大会决策。对汉唐外交机构的介绍更加细致入微。对汉代的外交机构，既介绍了包括大鸿胪、尚书主客曹在内的中央专职外交机构，又介绍了中央关涉外交机构、地方行政与边防机构的外交职能和边境镇抚机构和外交职能。对魏晋南北朝的外交机构，在资料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对各国的中央外交专职机构（尚书主客曹、大鸿胪）和中央外交关涉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北魏的南北尚书、符节令、谒者台）、地方行政机构（都督、北周总管、十六国和北朝的军镇、边关）的外交职能和边境镇抚机关（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护东夷校尉、西域长史）的外交职能，均尽可能作了充分交待。对唐代的外交机构，除对唐代中央外交专职机构鸿胪寺、尚书主客曹作了详细介绍外，对中央外交关涉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九寺、五监、诸省的外交职能都作了分门别类的详尽介绍，还特别专用一节的篇幅对唐后期外交体制的变化作了清楚的分析和翔实的介绍。其中有很多内容是其他官制史、政治制度史从来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属于新开拓的研究领域。对唐代地方外交关涉机构，则是按道、州、县分别介绍了包括迎送外交使节、行使对外权力、执行对外交涉、转接对方外交事项、边境外贸管理、外交行政与事务管理、掌握与上报蕃情等项外交职能。另外对边境镇抚（都护）的外交职能及押蕃使、市舶使、押蕃舶使、互市监的外交职能，也都作了应有的介绍，其中很多机构的外交职能也是本书首次发现，是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所谓全面，就是指本书对汉唐各种外交制度纵横交错、深入系统全面的介绍。从横的方面讲，本书对汉唐时期各种外交制度及其各种机构设置、职掌分工、相互配合、官员选拔、选职条件和要求的阐述，使读者对汉唐时期的各种外交制度有个横断面的完整的认识。从纵的方面讲，本书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各种外交制度的设置、演变、改革、完善、成熟的全过程作了规律性系统的阐释，揭示出上述三个时期外交制度的发展轨迹：“汉代是我国古代外交管理机构的确立和奠基时期，其主要表现是确立和构架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体完备的，粗具规模的外交管理机构和管理体系”（第49页）；“魏晋南北朝是外交管理机构的调整时期，中间经过太康改制、东晋缩编、南北朝复振的三个改革阶段。经过改革，外交机构的专业性质日趋明显突出，从而推动了外交管理水平的提高。外交接待制度和使馆制度（诸国使邸）的提高就是其突出的表现”（第564页）；“我国中古时期的外交管理机构， 到隋唐时期已经渐趋成熟和完善，其机构之完备，分工之明确细致、相互配合之协调，以及其运转之灵活与高效，都是空前的”（第310页）。以上对汉唐外交管理制度发展三阶段具有规律性的阐述，对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因为汉唐外交制度上承先秦，下开宋元明清外交制度的先河。可以说汉唐外交制度，是以后历代外交制度的基本模式，在汉唐外交制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对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的建立，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所谓充实，是指本书没有哗众取宠的空论，对所阐述、论证的问题，都有丰富可靠的资料为根据，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对汉代尚书主客曹的职掌问题，有关官志的记载都只是说“主外国四夷事”，但如何掌管外国四夷，其具体运作如何？则不得而知。本书根据《后汉书·钟离意传》、《应劭传》、《陈禅传》、《风俗通》、《论衡·程材篇》有关资料进行综合考证，而得出结论：“主客曹对外交工作的管理，主要是在外交政令方面，即有关诏令的起草与颁行，以及有关文书档案之收藏保管。”（第74-75页）再如关于唐代鸿胪寺的职掌问题，在一般的政治制度史书籍中，有的寥寥数语轻轻带过，有的只字不提。本书除遍查各种官志外，还参考了各种中外古籍、碑刻墓志等资料，共考证出鸿胪寺有迎来送往、辨其等位、拟授官位、执行册封、接转文书奏事、朝见礼宾、接受贡献、设宴款待、馆待宾客、廪食供应、医药丧葬、蕃客活动安排与监督、质子及留学生的管理、翻译、了解蕃情、衔命出使等16项外交职能，而且对各项外交职能的实际运作过程都进行了阐述，大大丰富了鸿胪寺职掌的内容，类似的事例还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总之，本书对所有问题的阐述和论证，都言必有据，给人留下一种论据充分、论证扎实的深刻印象，作者若没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史学研究功力，决写不出来如此高水平的创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