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95年修订版）第714 页写道："就在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1945年7月26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故没有签字。事后，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没有参加讨论，但在公告发表之前曾征得了它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所以又成了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注：朱贵生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
    关于《波茨坦公告》产生经过的这一段叙述，与该书第一版（1982年）第696页上的论述完全一样，没有修订。早在1982年8月，在北京昌平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曾在发言中涉及此问题。认为，该书对《波茨坦公告》的产生及其与苏联之关系的论述，与史实不符。遗憾的是，该书在修订时，仍未注意修改订正这一问题。
    由于该书为我国著名学者所合著，又是人民出版社出版，因而它在学术界影响颇大，高等学校和中学历史教师，无不以该书为主要参考书。笔者曾在一次"教材讨论会"上，遇到一位先生引用"该段"论证，说明"《波茨坦公告》是波茨坦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由此可见，澄清这一问题，甚有必要。
    一、《波茨坦公告》不是波茨坦会议通过的"决议"
    波茨坦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当时， 德国已于同年5月8日战败投降，欧洲战争已经结束2月有余。 日本虽然仍在顽抗，但败局已定，美国已作出预定于1945年11月在日本登陆的计划。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军事问题实际上已降为次要问题，尽管在波茨坦会议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国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俄国参加对日战争。"（注："哈里曼声明"，《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69页。转引自[英]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929页。）然而， 有些美国高级军事将领，如李海、麦克阿瑟等人却不再热切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了（注：李海：《我在现场》第450页。转引自《美国、 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第929页。）。
    据西方学者的评析，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坚持要从德国获得大规模的赔款；争取英、美对苏联在东欧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承认；巩固苏联在南部的安全区，具体说，把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基地让给苏联，把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特温"转让"给苏联，以及承认一个自治的马其顿并把色雷斯割让给保加利亚（注：《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第931页。）。
    关于波茨坦会议的主要内容，1945年8月2日签订的《波茨坦协定》写得很明确：会议从7月17日至7月25日，共举行九次由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参加的会议。此后因英国宣布大选结果而中断两天。7月28日，艾德礼以英国首相资格返会， 新任外相欧·贝文随同出席。随后又进行四天会商。历次会议均于波茨坦附近的西席林霍夫宫举行。
    会议就设立外长会议一事达成了协议，以代表五个主要国家（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美国）为和平解决战后问题继续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并随时受理各国政府提交外长会议的其他事项。
    会议就盟国在占领德国期间对战败国德国所持共同政策中的政治和经济原则达成协议。会议对处置德国的赔偿、德国舰艇和商船的处置、哥尼斯堡城及其毗邻地区、战争罪犯之原则达成协议。
    会议就审议奥地利问题、有关波兰临时政府和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达成原则协议。
    会议对缔结和约及接纳进入联合国组织、领土托管、修改盟国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居民、军事谈判等问题都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原则协议。所有上述这些原则协议，构成了《波茨坦协定》，并由斯大林、杜鲁门、艾德礼签署。（注：参见《世界知识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年版第606-614页。另见小查尔斯·米著：《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第319-332页。）
    由上可见，波茨坦公告不是波茨坦会议的内容，公告没有在波茨坦会议上讨论，更谈不上"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的战后处置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
    《波茨坦公告》初稿是由原美国驻日大使、代理国务卿约瑟夫·塞·格鲁和国务卿特别助理尤金·霍·杜曼起草的（注：日本读卖新闻社编：《天皇和日本投降》，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1945年7月2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拟向日本发出的《波茨坦公告》的初稿。该公告阐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含义，即给日本一个警告：如果他们不立即投降，对日战争将加速并加强。"公告"起草时，美国原子弹试验尚未成功。而杜鲁门及其政府的意见，如果原子弹试验成功，该"公告"应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前发布，而且应由主要的同盟国一同签署。
    "公告"初搞于1945年7月7日杜鲁门前往欧洲参加波茨坦会议时随身带着。7月16日，即波茨坦会议正式开幕前一天，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成功。7月17日，信息传给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总统。 7月17日至18日， 杜鲁门把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情况详细地告知了丘吉尔。杜鲁门在得知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那种不希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心态更加明确了。而早在1945年6月冲绳战役结束时， 美军太平洋战线司令麦克阿瑟就认为："已不需要俄国（在对日作战上）的任何介入。日本的实体已被毁损，其陆海军精锐部队已遭到挫败，而且，日本本土已在（美军）空袭和进攻的范围之内。"（注：《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丘吉尔则在7月4 日（当他得知美国正在制造和试验原子弹时）便原则上同意使用原子弹。 而现在（7月18日），丘吉尔心中所考虑的是：由于原子弹掌握在西方盟国的手里，能使西方盟国彻底打败日本的日期大大提前，并使美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牺牲大大减少。原子弹也使俄国援助进攻日本成为多余的了。丘吉尔清楚地看到，美国人"不希望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斯大林在雅尔塔对美国人运用得这样有成效的讨价还价的本领"，现在对杜鲁门"不中用了"（注：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三联书店出版，"波茨坦·原子弹"部分。）。 而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关于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则采取了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他"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溃败"，因而在7 月24日他批准的美、英两国参谋长报告中仍提到"应该鼓励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应该提供对俄国作战能力的必要援助。"（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13页。）但另一方面，当7月29 日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提出关于美国与盟国正式要求苏联政府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时，杜鲁门却"不同意这个建议"（注：《杜鲁门回忆录》第 1卷， 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39页。），拒绝了这个建议。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波茨坦公告》由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贝尔纳斯征得丘吉尔首相的建议与赞同，并稍作修订后，再致电蒋介石，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公告"便于7月26日发布。 它并没有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代表商讨。
    关于《波茨坦公告》发布时的动态，《在波茨坦的会晤》一书中有较详实的记述：1945年7月26日，直到波茨坦公告发出之后， 才立即通知苏联。贝尔纳斯送了一份副本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的译员打电话问，是否可以延迟两三天发布。在第二天，7月27日， 莫洛托夫会见了贝尔纳斯。
    "国务卿（贝尔纳斯）说，首先他想告诉莫洛托夫，他在早上刚知道莫洛托夫要求推迟两三天发表对日的声明（"公告"），这已为时太晚了。
    "莫洛托夫先生回答说，他是昨晚一得到国务卿的信后就立即提出的。
    "国务卿解释说，即使这样也太晚了，因为公告在七点钟就已送给新闻界以供一清早发表。他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总统认为有必要立即发表声明促令日本投降。两天以前，总统同（英国）首相讨论过这件事，首相同意发表这项声明，总统随即致电蒋介石。当他昨天（26日）从法兰克福回来时，他收到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发表声明的电报。
    "莫洛托夫先生说，这样说来，他们直到公告发表以后才得到通知。
    "国务卿说，我们（在发布公告问题上）没有同苏联政府商量，因为苏联没有和日本交战，我们不希望使他们为难。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没有被授权来进一步讨论这件事。"（注：小查尔斯·米著：《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8 页。）
    贝尔纳斯在其《坦率的话》中也谈到，美国事先没有同斯大林磋商"波茨坦公告"，俄国对这一既成事实非常恼怒。贝尔纳斯认为，既然斯大林和日本不处于战争状态，就不需要同他商量。把斯大林撇在一边也是借此对中苏谈判的进程表示不满。美国人认为俄国人正向中国人要求比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答应过的更多的好处。显然美国人已不再急于把俄国人当作一个对日作战的十足的伙伴。（注：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6-207页。 转引自《美国、 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下），第970页。）
    杜鲁门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当然不能参加发布这项（波茨坦）公告，因为他同日本仍保持着和平，可是我考虑到最好是让他知道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而在会议开会的期间，我曾私下同他谈过这件事情。"（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19页。）
    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向美英提出建议，希望美国等盟国公开声明正式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莫洛托夫说，他想代表斯大林总理与我们（美国）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近因问题。他说，苏联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英和其他在远东作战的盟国，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他说这个要求可以用日本拒绝接受向盟国投降的最后通牒和缩短战争与拯救人类为根据。"（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37页。）然而，杜鲁门拒绝了这个建议。杜鲁门写道："我不同意这个建议是由于这一个主要原因。我看出其中的讽刺性的外交动向：俄国在这个时候参战，似乎是致胜的决定性因素。……而我却不愿意让俄国人分享我们长时期艰苦和英勇作战而取得的果实，因为俄国并没有献出它的力量。"（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38页。）"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波茨坦的经验却使我（杜鲁门）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48页。）"我（杜鲁门）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复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 再让他们象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行动。 "（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71页。）美国要独吞战胜日本的果实，这就是美国总统不与苏联商讨，不约请苏联签署《波茨坦公告》的实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