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重视币制，主张稳定币值，确定硬币兑换率并与世界市场接轨。16世纪西欧诸国通行金、银两种货币并行的复本位制，两者之间的比价有官方铸币比价和市场形成比价之差别，为投机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造成币制混乱。都铎王朝前期为增加财政收入推行货币贬值政策，使英国的货币制度更加混乱不堪。许多外商乘机套取贬值前的优质硬币、廉价收购英国商品、甚至私铸伪劣硬币带进英国。为此，作者重视币制，主张重铸货币、稳定币值："目前流通的一切硬币应当仿照现今已经不再流通但人们乐意接受的某个时期的钱币铸造，对其原料的核算也一模一样；从此以后就只准那种旧币或者按照其同样的价值、成色和名称铸造的新币在市上流通；这样，我们的硬币便完全恢复它旧日的等级和优良程度了。"（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1页。）只有这样， 英国才能防止外商在英出售商品抬高物价、套取金、银及廉价收购英国原料及其他主要商品。作者进一步指出，在稳定币值过程中，重要的是"使每一种金属对另一种金属保持应有的比例"，尤其是金、银、黄铜之间的比例。国王应宣布"任何硬币必须按照兑率折算"，（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5-117页。）恢复有序的货币制度。
    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官方铸币比价与市场形成比价之间的差别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与世界市场行情接轨的思想。作者认为，"就白银、黄金来说，我认为任何群主都不能凭权力改变它们的比例"，（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5页。）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国际惯例。 在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货币价值，但是他不能强迫外国人接受。为了进行正常的国内外贸易，一国的币值不得不根据世界行情确定兑换率。"我承认，如果人们能够完全生活在他们自己的范围之内，不必对外借用任何东西，那么，我们想设计什么样的硬币就可设计什么样的硬币；但是，既然我们必须有赖于别人，别人有赖于我们，我们在制作自己的产品时就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参照全世界一般的市场情况来进行设计"，（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5页。）从而进一步提出向欧洲大陆国家学习、研究其硬币兑换制度，按照世界行情确定兑换率。这是相当可贵的世界市场意识的萌芽。
    第二，重视农业，主张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国内外粮食贸易，调整农业与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16世纪英国农业革命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使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较多地关注农业问题。这不仅仅是为了"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1页。）而且意识到如何保证全国粮食自给。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发展战略意义的视角。
    因此，作者十分重视农业，提倡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国内粮食供应，同时把"本年的积余"出口海外换回大量钱财或国内所必须的其他国家的商品。否则，一旦国内粮食歉收，"我们就不仅会遇到物价上涨，而且也会看到小麦数量不足，不得不用高价向国外的若干地区觅购小麦"。（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0页。）因此，作者把粮食生产看成满足国内食物需求的基础，提出要"更好地爱护庄稼人"，"从事农业的人愈多，各种食物的生产将更加普遍，如牛、羊、猪、蛋、黄油和乳酪，因为所有这些主要是靠谷物饲养出来的。"（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1页。）
    发展农业不能靠"法律强迫"，而是靠利益驱动。因此作者一再强调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性。针对都铎王朝在粮食贸易政策上人为限制粮食自由流通的措施，作者提出批评，认为那样并不利于农业发展，因为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乐意从事农业"。"如果你想使农业振兴起来，你就必须加以尊重和扶植，那就是，要使农民靠此获得正当的收益。既然那种收益应当流入农村，为什么你要为此感到生气呢？"（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8页。）
    针对圈地运动引起的农牧业比例关系的重大变化，作者提出了调整农牧业比例关系的思想。他认为应该杜绝圈地运动，增加粮食生产，"或者减少人们依靠放牧获得的钱财；或者提高农业的利益，直到农田的占有者象牧场主一样认为稳妥和有利可图为止，"并主张"不妨让农民始终有充分的自由在国内和国外任意出售小麦，就像畜牧业者可以随便出卖他们的产品一样"。（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7页。 ）由此可见，作者提出调整农牧业比例关系的思想，并不是主张回归到传统的农业结构，而是主张农牧业的动态利益调整，从而为农业发展争得有利条件和公平待遇，"不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受到限制，就是让我们大家同样享有行动的自由"。（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7页。）
    第三，支持宗教改革，维护王权和社会稳定，和平解决宗教争端。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内容与形式上发生的错位使英国的宗教问题复杂化，新旧教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宗教问题成为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欧洲大陆宗教纷争引发宗教战争，致使国家分裂，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为英国提供了前车之鉴。因此，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较多地关注宗教改革。作者从英国教会的实际状况出发，论证了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较为进步的改革主张。
    作者认为英国教会过多地沉缅于世俗事务，腐化堕落日趋严重，因而丧失了应有的精神号召力量。教士"彰明昭著地违反法律和教规"，买卖宗教仪式、滥施募捐、搜罗钱财，致使宗教事务置诸脑后，日益废驰，已引起世俗人士强烈不满。在欧洲大陆新教影响下，英国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宗教分歧、混乱日益加剧。因此作者主张首先对教会实行"自我改造""除非我们首先实行自我改造，我没有多大信心看到宗教方面彻底消除这种普遍的分歧和分裂。"（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6页。）要严格遵守法律和教规，禁止买卖宗教仪式，教士以宗教事务为本，因此，作者主张教士学习经文、追求真理。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理，我们就不能认为真理总是掌握在那些依靠权力和权威或依靠强取豪夺的参政权而占据优势的人手里"。（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3页。）由此可见，作者深受大陆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提出要深入研究经文、不迷信教会权威的新教观点，并初步提出建立廉俭教会的主张，具有进步意义。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作者认为，国家有权力干预教会改革，但是作者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财政目的表示了批评，并主张吸取欧洲大陆宗教改革引起战争和分裂的教训，维护王权和社会稳定，避免内讧，因为"一切分裂要算宗教问题所产生的分裂最为危险"，所以"还是让那些适合于评判这类事情的人来心平气和地讨论、考察和解决这个问题吧；同时还要求任何一方不使用暴力去反对另一方，或者强迫他们唯命是从"。（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4页。 ）只有利用和平手段召开宗教会议讨论解决宗教争端，才能使英国避免重蹈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覆辙，从而有利于社会政治安定、工商业繁荣和财富增长。
    第四，重视大学基础教育，提倡理性，批评世俗化教育中的短视行为和实用倾向。16世纪是英国文艺复兴兴起的重要历史时期，大学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重要阵地。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加速了大学世俗化的进程，"就其基本组织而言，大学的近代史可以说始于1535年在英国教会法废除和其讲授的禁止。与此同时，国王对教会的最高权威使大学摆脱僧侣的控制而隶属于国王"。（注：RonaldH. Fritz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udor England,1485-1603.Greenwood Press 1991,P.516.）但是，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没有重大变化， 这就造成了世俗教育发展过程中内容与形式的错位--中世纪以来的"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仍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但是大学组织机构已日益由俗人控制。在资本原始积累大潮冲击下，城市平民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传统的大学教育日益淡漠，大学自身经历了一个危机与重建的过程。《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的作者从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呼吁重视教育，培养人们的理性判断力，从而深刻地批评了社会上忽视大学教育的短视行为和实用倾向。
    作者认为，学好"七艺"是基础，它有利于人们利用获得的知识理性，辨别真理和谬误，认清时政的好坏，"正如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由于赋有理性而胜过其他一切生物那样，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依靠上述那些学科对理性的磨炼和指引，比其他任何人优越得多。"（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3页。）作者进而批评了那些只重视经验技能、不重视知识理性的人。他认为，许多人为谋求生计考虑，往往只让儿子上大学学一点拉丁语，（注：中世纪西欧法律文书通行拉丁语，它是从事法律文书工作必备的实用技能。）只要"能读能写"，"会说会道"，就离开大学到社会上工作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学校的基础知识是总结经验、建功立业的基础，"学识帮助了经验和记忆"，"可以起到促进智能和增加智能作用"。（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8页。）如果仅仅满足于"能读能写"、"会说会道"，而不愿意继续学习基础知识，那么这样就难以提高"任何判断力"，"对于这样一些人，我不妨把他们比作重视树皮而不珍惜树干，爱惜果壳而鄙弃果仁之辈"。（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3页。）
    由于社会流行的短视行为和实用倾向，许多博学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尊敬和地位，学者"以其学识得来的报偿却是耻辱和障碍"。（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4页。）这样一来，大学教育就会陷入危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受到不利影响，因为"人们夺取或控制一个帝国或王国，不是依靠勇气或武力，而是依靠主要从学识中得来的智慧和策略"。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总有那么一天，我们的王国在短时期内将成为见不到聪颖精明之士的国家，因而陷于粗俗鄙野，最后屈服于我们以前高踞其上的其他国家并受其奴役。"（注：伊丽莎白·拉蒙德编，马清槐译：《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6页。）
    作者重视大学基础教育，提倡理性，从其所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来看，有其保守和不合时宜的一面。但是他针对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村乡绅只顾埋头赚钱、忽视思考国家大事的短视行为和实用倾向，提出了深刻批评，并初步认识到理性的意义，具有深远影响。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并不具有经典意义的货币主义特征，它也没有过多地关注后来经济学说史研究者提出的基本经济理论问题，而是放眼当时整个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阐发了较为实际的思想主张。针对这些思想主张，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从传统的经济学说史范畴去认识，而应当结合其所处的历史转折时期，把它们视为对都铎王朝社会转型进行初步思考的结果。因而可以说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关于社会转型的最早理论形式。
    三
    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特征包括重商主义政策特征和重商主义思想特征，在对欧洲重商主义兴起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进行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其重商主义政策，在经济上以财政主导政策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在政治上为推行财政主导政策而改革相应的财政体制及其他行政管理体制，在宗教上以政治和经济利益为目标使宗教世俗化、民族化。这些早期重商主义政策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正在转型中的社会历史进程，成为关于社会转型的最初的转型政策。
    英国早期重商主义思想表现出较少理论抽象，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对王权和民族国家强力较少依赖意识等诸多特征。对重商主义思想的探讨在传统的经济学说史研究者中引起诸多歧见和争论，甚至有人主张废弃这个概念，（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前引书，第599页。 ）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本来是对社会转型的历史时代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而不是局限于阐发经济理论。从世界现代化理论来看，它是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这一点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自觉地意识到。研究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不应忽视重商主义政策实践和思想主张的历史性贡献。
    因此，"重商主义"并不局限于经济学史范畴，正如"地理大发现"并不局限于地理学范畴，"文艺复兴"并不局限于文学史范畴、"工业革命"并不局限于工业史范畴一样。它是一个相当明确的历史范畴--它指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15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国家兴起到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发生）；又指这一时期以王权为中心的新兴民族国家推行的一揽子式的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等政策；又指这一时期对社会转型进行初步思考的理论思想。对重商主义进行历史考察迄今还只是初步，有待进一步挖掘其新思想、新内容，认清其主要特征，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世界现代化的起源，把握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