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伊利亚特》中希腊老将涅斯托尔的意见，交战时应把最优秀的战士分别置于前排和后排（注：荷马：《伊利亚特》，第Ⅳ卷，第297 -300行。）。我们可以想象，在史诗影响很大的古风时期，其情形亦当相似。不过古典时代多数希腊城邦把精锐置于右翼，古风时期这样做的大概也不在少数。在前排之后，士兵们一排接一排地排成大约8 排的厚度，形成步兵方阵。为便于作战时挥动武器、投掷标枪，士兵之间应有一定距离。但据斯诺德格拉斯研究，方阵并非重装兵最初的作战方式，它有一个形成与发展过程。方阵的出现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战斗方式也不像古典时期那么统一，有时方阵较密集，有时则较为松散。为防止侧翼被包围和便于己方胜利时的追击，两翼还会布署有一定数量的轻装兵或骑兵（注：A. J. Holladay,Hoplites and Heresies, 载Journal ofHellenicStudies,1982年刊，第94-97页；A.M.Snodgrass,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载Journalof Hellenic Studies,1965年刊，第110-111页。）。
    阵式布好后，双方将领各自在阵前当着所有士兵的面向神奉献牺牲以求吉兆，接着是将军鼓舞士气的演说。古典时代组成多邦联军时，将军还会在演说中提到同盟各邦的名称，甚至提到个别将领、士兵的名字，历数他们以往的战绩，同时也会说到对方曾是他们手下败将之类的事实，以激励士兵求战的热情与信心（注：修昔底德，第Ⅶ卷，第61-64节；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Ⅱ卷，第10节。）。演说完毕，指挥官便回到自己队列中的位置上。雅典的惯例是指挥官居右翼，可能还是在前排的位置上。这时号声响起来，预示着军队要向前移动。同时士兵们为给自己鼓劲，会喊起口号。
    关于双方交战的具体过程，古典作家记载并不一致，原因是每次战役情况均有所不同，可能的情况是，双方相互接近到一定距离时，就投出标枪，进一步接近时，便使用长剑互刺。但由于重装兵均是业余战士，平时缺乏训练，且有盔甲保护，因而最初的接触杀伤力并不大。战斗的关键时期是希腊人称为othismos的阶段，此时双方已互相逼近到面对面的程度，武器已失去其功能，双方各成密集队形，以盾牌组成严密的防线，竭力挤压对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后，一方力气不济，慢慢后退，起初是一步一步的，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转身逃跑。胜利的一方自然进行追击。阵线被冲垮的一方面对胜利者完整的阵形，往往难以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便分别往山顶上、圣地或神庙中逃去。山顶上便于守御，圣地中有神灵庇护。也有一些来不及逃跑的，或被近抵抗，或抛弃盾牌就地求饶。由于战斗的白热化状态，抵抗者大多不能保住性命，求饶者亦有不能幸免者。重装兵的伤亡主要发生在这个阶段。不过，由于战线各部分的力量并不均衡，常常出现一翼溃败、另一翼获胜的情况。如出现这类情形，将军的临场指挥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指挥得当者可获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失误者全盘皆输。雅典提供了正反两面的例证。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中军被击败，两翼获胜。但两翼并未穷追逃敌，而是转头合围波斯中军，迫其逃窜，大获全胜。是役，雅典以阵亡192 人的代价，击退波斯大军，并使波斯损失6000余人。但在公元前424 年的底力乌姆战役中，雅典本已击败底比斯的左翼和中军，但自己的左翼阵线被对方冲破。这时雅典将军希波克拉特斯未及时整队援助左翼而忙于追逐逃敌，致使队形散乱。恰值此时，底比斯右翼派来援军，突然向追击中的雅典军队发起攻击。雅典人误以为又一支底比斯生力军赶到，大为恐慌。由于队形不整，慌乱中雅典人各自逃命，于是左翼的小败演变成全线溃逃，损失惨重（注：希罗多德，第Ⅵ卷，第107-117节，修昔底德，第Ⅳ卷，第96节。）。
    战役中的胜利者并不会马上撤离，而仍留在战场上。他们剥去阵亡者的盔甲，拿走战败者的武器，同时把本方阵亡者的尸体集中起来以便埋葬或火化。胜利的将军和士兵们一起庆祝胜利，并向保护神献祭。胜利者还要在战场上建立胜利纪念碑，其位置多在敌人开始转身逃跑的地方。纪念碑trophaion就来自希腊文中的trope（意为"转身"）一词，它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是胜利者取胜的起点。
    战败者重新聚集起来以后，会派出一名使者向战胜者要求收回阵亡者遗体。除极特殊的情况外，战胜者不得拒绝对方的这一请求。战败者的俘虏往往由其亲属赎回，赎金为每位士兵两明那（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 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将俘虏加以屠杀、或将其卖为奴隶加以奴役的事，在古风时期，尤其是在主要由重装兵进行的战争中，极为罕见。
    接下来是战利品的分配。这些战利品主要是盔甲与武器，数量有时十分巨大，因而这种分配实际上是希腊城邦间财富的一次再分配。首先，战利品的1／10通常被献给神， 放在某一全希腊性宗教中心如德尔斐等地。其余的部分，除可能分给将军一份外，往往直接归于本邦国库。当然，士兵们在打扫战场时，也会藏起部分体积较小的物品，所以从经济上看，一次重装兵战役的结果，不仅是财富在城邦间的一次再分配，而且是财富从私人手里向国家手里集中。国家则通过举办公共工程，如修建神庙、公园、要塞等，再将其返还给公民。
    战役结束后，城邦还要给在战役中表现突出的战士授奖，并谴责临阵脱逃或表现不隹者。在雅典，宣布荣誉的权限似乎属于将军，并由将军授奖。在斯巴达，在战役后举行竞技比赛产生优胜者。这大约是因斯巴达士兵纪律性极强，绝少逃跑或开小差的缘故。最后，将军们便率领胜利的士兵们凯旋回城。回城以后，城邦还要为阵亡者举行国葬。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通常在战场上按部落将遗体火化，把骨灰运回雅典， 在一年的战役结束后举行国葬仪式，并有专人发表赞颂死者的演说（注：修昔底德：第Ⅱ卷，第34节，伯里克利说举行国葬并发表演说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习惯，可见其由来已久。）。死者的名字以部落为单位，刻在永久性的纪念物上。葬仪完毕，意味着战争也暂时中止。
    以上对重装兵间战争的描述，综合利用了不同时期不同城邦的材料，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一次战争的全貌。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描述是以战争发动者和最后胜利者为主，对守御者和战败者涉及较少，因而并不意味着每次战争每一方都要经历这些阶段。不过对主动挑起战争并获胜的一方来说，大体上要经历这些阶段，所以更能反映一次战争的全貌，这是本文选取这一角度的主要原因。
    三
    从以上的描述看，希腊人在战争中不大注重战略战术。古代希腊人对此也有所认识。希罗多德就借波斯将领马多尼俄斯之口评论道："而且我听说，希腊人由于自己的顽固和愚蠢，他们在作战时是胡来一通的。当他们相互宣战的时候，他们是来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和最平坦的地方作战，结果胜利者在战斗结束时也会遭到巨大的损失，而战败者，那就更不消说，全部被歼灭了。"（注：希罗多德，第Ⅶ卷，第9 节。）另一史家波里比阿也认识到这一点，在比较了公元前2 世纪和较早时期的战争后说，在早期，希腊人不愿使用欺骗方法获得战争的胜利，他们宁愿在公开的会战中击败敌人，认为这样的胜利更加辉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相互达成协议，拒绝使用标枪或远距离的突袭而主张以近距离的肉搏决定胜败，为此他们派出使节向敌人宣战，并把会战的可能地点告诉对方（注：波里比阿，第Ⅷ卷，第3节。）。 与多数民族注重谋略相较，希腊人在战争中的开诚布公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然而，只要我们把握住希腊城邦的基本特点，理解这一点也并不困难。首先，大多数希腊城邦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他们平时都是公民和劳动者，需参加生产（唯一的例外大概是斯巴达），所以出征时间多在农活较轻闲、天气较好的夏季，时间比较集中，便于被攻击者防御。希腊史上的重大战役多发生在晴好的时候，而极少在阴雨天气中进行，便是证明。重装兵出征时，需背负武器、盔甲和给养，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行军，使远距离的突袭变得相当困难。就被攻击的一方来说，拒敌于国门之外同样存在困难。哈拉达指出：希腊虽然崎岖多山，但许多城邦都有一个以上的隘口需要防守，而敌人究竟来自哪个方向并不容易判断清楚，在所有关口上布置重兵守御又不可能，处处防守等于没有防守（注：A. J. Halladay,Hoplites and Heresie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82,pp.98-99.）。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敌人入侵时，势必会开入本国较大的中心平原，以破坏农作物。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必须集中兵力与入侵者决战。其次，由于重装步兵盔甲等较为笨重，作战时不够灵活，山地作战实非其所长，其战斗又以体现集体力量为特征，只适宜在较为宽敞、平坦的地区进行。决战之后，希腊人所以不穷追猛打，虽然与希腊人文化上的认同性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重装步兵不适于长距离的追击。身穿盔甲、行动不够灵活固然影响追击后果，而追击中因地形变化，队形难以保持，万一对方重整队形或派来援军，很可能前功尽失。败方逃上山顶以后，易守难攻，强攻难以奏效。轻装兵虽然可用于追击，但古风时代各邦轻装兵数量多不大，雅典甚至到公元前5 世纪后期还没有常规轻装兵，战场上决定性的打击力量是重装步兵。所以希腊人对战败者不采取穷追猛打，并非由于他们人道，而是无法进行。至于攻城，更非重装步兵之长。在整个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攻城技术始终比较落后。以在希腊人中号称善于攻坚的雅典人为例，他们也只是围城而非攻城，即在原来的城墙外边，另修一道长墙，隔断城内与外界的联系，切断其给养来源，逼迫被围者粮尽时投降。军事强国斯巴达面对小小的普拉提亚，前后围城达3年之久，才靠饥饿迫使不足300人的守军投降。即使在公元前405年的羊河之役，斯巴达几乎全歼雅典海军后， 面对雅典长城，斯巴达人仍无可奈何，只得把雅典封锁起来，将其海外殖民者统统驱赶回雅典城，迫使雅典粮尽而降。这样，希腊军队决定胜负的主要手段便是公开的决战中见高低。而由于各方面因素如地理、军队成份与装备等的影响，这些决战又主要发生在较宽阔的平原上，以致后世的希腊人，当战略战术大大进步时，对这种古朴的战术大惑不解。而现在西方的某些学者，由于未能把握希腊城邦的特点，竟然认为战争只是希腊人表现其男子汉气概与荣誉感的手段，争夺土地与财产等只是挑起战争的借口，离历史的真相就更远了（注：W. R. Connor,EarlyGreek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1988,No.119,p.7.）。
    希腊战争的另一特点是它与宗教关系密切。本来，战争是人类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它需要的是理性与坚忍，与宗教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应比较彻底的分离，才有利于战争的胜利。但希腊人不然。发动战争以前，他们要请示神谕；出征离开国境之前，指挥官要向神奉献祭品，看牺牲的征兆是否吉利；正式交战之前，指挥官还得献祭，如征兆不吉利，便不能投入战斗；战后建立胜利纪念碑是为纪念胜利之神宙斯；回国后军队得把战利品的一部分献给神。总之，一场战争从头至尾都与神联系在一起，甚至战争的胜负也被归结为神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与希腊宗教发展程度不高、近似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处处有神相关，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反映了希腊人不愿过多卷入战争的愿望。首先，当准备发动远征的国家去德尔斐等地请求神谕时，神谕可能反对战争，或尽可能地将其推迟。如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准备进攻厄吉那时， 神谕要求他们将其推迟到30年以后；当斯巴达试图征服阿卡地亚时，神谕虽未完全禁止他们那样做，却只答应把特该亚送给他们（事实上斯巴达人的第一次进攻吃了败仗）（注：希罗多德，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从而大大缩小了战争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斯巴达的野心。其次，离开本国前在边界上举行的献祭，如征兆不利，则要回师；在交战前举行的献祭中，如征兆不吉，也会使行将发生的决战推迟。最后，宗教节庆如奥林匹克休战制，也减少了战争的机会，而圣地对战败者的庇护，使战争中的伤亡有所减少。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希腊宗教对战争的制约，曲折地反映了希腊人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愿望。佐之以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斯巴达军心士气动摇、不想再战、后在跛足诗人提尔泰的鼓动之下才重振旗鼓的表现以及斯巴达在公元前6世纪末不愿干预雅典内部事务等史实（注：希罗多德， 第Ⅸ卷，第28-29节，第Ⅴ卷，第77节，第Ⅵ卷，第79节，第Ⅶ卷，第9节，第Ⅴ卷，第89节，第Ⅰ卷，第66节，第Ⅴ卷，第63节。），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号称军事强国的斯巴达士兵尚且如此不愿参战，其他城邦情况可想而知。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并不好战，那种认为希腊人需每年出征的说法显属夸大其辞。当然，进入古典时代以后，雅典卷入战争的次数明显增加，雅典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其保护神雅典娜形象的改变：在较早时期，她主要以给雅典带来橄榄而知名，到公元前5世纪，其形象越来越像女战神（注： W.R. 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and Present, 1988, No. 119,p.7.）。由于雅典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希腊文化， 而古典时代又是雅典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它的发展受战争影响应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战士公社的城邦，其文化受战争一定程度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因此而认为希腊城邦战士每年都要出征，其文化核心亦是军国主义，未免走得太远。
    收稿日期：1997-03-24
    【参考文献】
    [1]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5]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Loeb Classical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6]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s.Ⅲ-Ⅴ，2ndedition.
    [7]Polybius,The Histories,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