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即新宪法，其第一条这样写道："苏联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注：巴齐尔·凯布策：《当代苏联社会》， 27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与以往将知识分子看作是工人和农民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同，知识分子作为苏联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注：王德一编：《发达社会主义论--文选》，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明确地写进了宪法中。
    苏联宪法的这一改变，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改变。
    在苏联，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一个令当权者十分敏感的问题。十月革命以来，历届党政领导人都试图解决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尽如人意。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知识分子的作用亦愈显重要。单就人数讲，70年代初苏联知识分子的数量就已超过农民；到1984年，知识分子的人数已占苏联全部人口的16%。可以说，能否调动优秀知识分子的力量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之关键。从这一意义上讲，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社会生活问题，精神文化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问题所在，进而丰富我们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历史的整体认识。
    一、"知识分子"一词的涵义
    在开始探讨主题之前，有必要将"知识分子"一词在苏联时期的特殊定义和分类略加说明。
    苏联人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解释伸缩性很大。 列宁在1904年5月曾经概括道："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即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一般所谓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不同的脑力劳动者（即英国人所谓的Brain worker）。 "（注：《列宁全集》第7卷，315页，人民出版社，1959。 ）列宁这一表述原则上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知识分子，但随着社会发展，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自60年代以后，苏联学术界出现了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最流行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代表官方观点，是由苏共理论家依据"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来的，其表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是由执行各种专业职能的各类专家组成的。这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农业专家、经济学家、科学、医学、国民教育和通讯报道事业的工作人员、行政人员、军事人员、文学家以及艺术工作者，等等。"（注：〔苏〕帕·阿·伊格纳托夫斯基著：《发达的社会主义》，2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按照这种解释，"知识分子"一词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含义很广，以至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边缘阶层"，即"工人-知识分子"和"庄员-知识分子"（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发达社会主义》（内部出版），234页。）。 这一阶层兼有工人或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征。就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他们属于工人和农民中技术最熟练的一部分人，同时他们又是知识分子，即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边缘阶层"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中也被称为"新型工作者"（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发达社会主义》（内部出版），234页。）或"新型共产主义劳动者" （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发达社会主义》（内部出版），234页。）。苏共理论家认为， "边缘阶层"的出现是科学技术进步条件下各阶级、阶层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日益接近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反映了消灭社会差别的总趋势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单一性的发展前景。勃列日涅夫为此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说："我国社会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持续不断地接近。这一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注：《苏共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102页， 三联书店，1976。）
    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这种解释主要强调受教育的程度。但是这种强调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苏共理论家们认为"知识分子比重的提高，其人数的绝对增长，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点"，因此在七八十年代，苏联社会各阶层中人数增长最快的就是知识分子，20年间即翻了两番。知识分子人数的超速增长使苏联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60年工人为4350万，集体农庄农民为2150万，而知识分子只有880万；1970年，工人增长到6070万，农民减少为1610万， 知识分子则几乎增加一倍，达到1680万，无论人数还是比重都超过了农民；到70年代末，知识分子的人数更上升到2640万，而集体农庄农民的人数则下降到1320万；到勃列日列涅夫去世时，知识分子人数已为集体农庄农民的2.7倍，成为苏联社会中仅次于工人的第二支劳动大军。 然而，知识分子数量的超速增长与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承受能力并不适应，知识分子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明显。因各种原因造成知识分子使用、分配不合理，一些专业人员，如科研人员过剩，而另一些专业人员，如中学、技校教师却严重缺乏。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卫国战争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未得到缓解，因此不可能有大批人员转入真正的知识分子队伍，只能是进入"边缘阶层"。而这种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解决知识分子队伍的质量问题、比例失调问题。在6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的问题就很突出，例如：1965年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有11.2%的技术员当工人；在计量器制造厂达到14.1%； 在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工厂2311个技术员中有925人（占总数的40%）当工人（注：诺沃戈罗德斯基：《技术进步和工人干部》，13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67。）。这种情况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理论家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解释不利于正确认识、有效培养和合理使用知识分子。
    当时流行的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第二种解释是苏联社会学家B·C·谢苗诺夫于1966年提出的。他提出：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实际上对他们的劳动内容进行思考，从而基本上从事脑力活动。"（注：Φ·В·康斯坦丁诺夫编： 《共产主义建设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第4章，166页，莫斯科版。）"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在这方面， 他们根本不同于工人和农民，因为后者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注：《苏联社会学》，1966（1），420页。）谢苗诺夫的解释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区别开来了。
    社会学家鲁特凯维奇为明确将脑力劳动者中专家和职员区别开来，将"知识分子"一词进一步界定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阶层，它由从事需要受过中等专业或高等教育的高级脑力劳动职业的人所构成"（注：《哲学》，1968（4），22页。）。 鲁特凯维奇比谢苗诺夫更加强调职业特点，他的定义明确了以下三点：
    首先，明确了"知识分子"一词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指的是"脑力劳动者整体"。苏联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些数字中所提到的知识分子都是用于广义。狭义则是指列宁所说的那种"职业上从事高度熟练的脑力劳动，照例要求完成中等专业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的人。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术著作中一般使用狭义。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知识分子也是狭义上的知识分子。
    其次，明确了"专家"和"职员"是不同层次的脑力劳动者。专家一般是指工业部门中的工程师、技术员、经济师等；农业部门中的农艺师、经济师、畜牧师、兽医等；科研、设计部门中的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师等；文化、医疗部门的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作家等。按照劳动性质、劳动的复杂程度、文化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不同，专家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受过中等专业教育者；受过完全的或不完全的高等教育者；具有高度熟练程度的、为数不多的高职称者，例如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论家等。职员则是指从事一般熟练程度劳动的脑力劳动者。
    再次，如前所述，受过中等专业教育或高等教育、持有相应文凭者也不一定是专家，还需要视其工作性质而定。一位大学毕业生因种种原因去当工人、农民，从事非脑力劳动，那么他就不能算作知识分子，不能取得知识分子的各种职称和享受知识分子的待遇。因此，文化水平不应是判断某人是否知识分子的绝对标准，只有当这个人因其所受教育得到了与其教育水平相适合的专业工作时，他的文化水平才可以成为是否归属知识分子阶层的判断标准。
    从上面有关"知识分子"一词的定义可以看出，知识分子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受到苏联党、政府及学术界的全面关注。苏联时期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鲁特凯维奇和费利波夫合著的《社会变动》（1970年）、《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1976年），B ·谢苗诺夫的《社会发展的变动》（1977年）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总的说来还是较为粗浅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为苏共理论作诠释，粉饰现实，掩盖问题和矛盾。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在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等问题上，避而不谈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巨大作用的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那些敢于批评现实的知识分子们--文艺理论家和作家们的问题。
    二、苏联知识分子的构成及其特点
    苏联社会结构中比较明显的特点之一，也即提出"边缘阶层"概念的现实根据就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知识分子遍布于各行各业。
    根据谢苗诺夫和鲁特凯维奇等人的划分，知识分子队伍的结构大致可分为这样几部分：
    1.从事行政管理的知识分子，即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关的官员、经济管理部门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各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等等。他们属于苏联社会的上层人物，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受过高度专业化的训练，从事过专业化的管理工作，然后才进入党和政府领导部门的。例如Г·П·鲍戈米亚科夫，他在22岁时成为工程师，后随石油勘探队在西伯利亚工作了两年，然后又学习了地质矿物学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在随后的10年中，他先在石油勘探学院工作，然后担任西西伯利亚石油研究所的副所长。37岁时被提拔为秋明州石油部长，接着成为秋明市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升任秋明州委第一书记。再如著名热核物理学家B·A·基里林，1937年24岁时从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毕业并加入苏联共产党。在留校任教的14年中，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升为教授。1954年，他被任命为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又担任了国家新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以及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并一度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副主席。1962年他成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1963年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65年以后，他一直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注：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和变迁》，79页，新华出版社，1984。）。
    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在170个共和国、 州和直辖市担任书记（不仅是第一书记）的人中，99.4%为大学毕业，其中70%是工程师、经济学家或农艺师。在4241个区、市委书记中约有60%的人是工农业专业学校毕业的人。在1976年的385532个区、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49.9%的人是大学毕业。在30201个共和国中央、州委、 区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69.3%的人是大学毕业（注：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和变迁》，69页，新华出版社，1984。）。
    上述例子和数字说明，与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党政干部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小，知识分子则在党和政府领导部门中拥有了自己的代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把培养新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采取在大学普遍设立工农速成中学、推荐优秀工人和农民入学并全部享受助学金等措施，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使之逐渐取代了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担任党政高级职务的人基本上是在二战前由高等院校培养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工农出身的干部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相继退离工作岗位，由大量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这样一来便造成两个后果，一是知识分子可以指望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影响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政策的细节；二是从中央直到区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使得党政机关内的知识分子与从事专业的知识分子之间减少了隔阂，增加了相互了解。当然，也应当看到，从事行政管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高层次的党政领导者，他们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中只是少数。他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法、立场观点与下面提到的另外两种知识分子不尽相同。
    2.从事技术和经济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苏联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包括各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医生、工程师、经济师和会计师等，他们从事的是专业技术工作，热心于创造、发明以及科技开发。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企业和社会管理，苏联党和政府要求科技人员都应该是政治活动家、党的政策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为此，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切列波维茨冶金厂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对集体成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1971年）、《关于明斯克拖拉机厂党组织提高劳动集体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积极性》（1972年）、《关于白俄罗斯党组织挑选和培养意识形态干部》（1974年）、《关于进一步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1979年）等决议，要求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技术作用和经济作用，而且应负起管理职责和教育职责。实际上，苏联党和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力图使这些人成为苏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国家明令对所有敢于就政策提出怀疑和异议者给予制裁。这一时期，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和"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理论前提，将意识形态问题提到了首位，强调苏联文化、科学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化条件下实现的；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两个世界体系的经济竞赛和科学技术竞赛这一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注：参见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为此提出要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统一起来，把思想、政治、劳动和道德教育统一起来（注：М·约夫楚克：《苏维埃精神文化的发展问题和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载《哲学问题》，1976（3）。）。然而， 由于这些号召流于形式，缺少可操作性，因此科技界知识分子普遍对上述决议和号召不闻不问，甚而回避政治。当少数人因反对核试验、反对经济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浪费、对苏联党和政府在国际事务和国内政治方面的不适宜做法有看法，因而提出不同意见时，便会遭到批判和谴责，甚至被清除出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这种做法加深了科技界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疏离感。
    3.从事创作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一类中可以说包括了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知识分子，有作家、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等等。无论是从俄国历史还是苏联历史上来看，这些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决不只是建设意义上的创造，而且还有建设意义上的批判。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勇敢地触及社会生活中的时弊。这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是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因而往往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和主要责任。他们被称作"人类的良心"或"社会的良心"。可以说，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首先不在于他们有知识，或以知识谋生，或从事知识工作，而在于他们有一种深刻内在的人文关怀。在这里不妨借用美国学者考泽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说："知识分子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识分子似乎从来就对事物现状与诉诸习惯与习俗不满的人。他们根据更高更广的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他们用不实际的应该来反对诉诸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像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力场所遭到忽视的道德标准的谨慎的保护人。"（注：刘易斯A·考泽：《知识分子》，8页，纽约，自由出版社，1970。）这段话用在苏联人文知识分子身上十分恰当。他们的所作所为，时时处处显示出知识分子那种固有的对人类社会核心价值的关心，发挥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关护者"的传统作用，因而这一类知识分子对苏联政治的影响也最广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