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
    任何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不断进取，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勇于探索和创造，研究和解决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的、迫切的问题，而决不能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粉饰现实。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却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勃列日涅夫代替赫鲁晓夫执政后，刻意求稳，整个社会生活缺乏活力，反映在意识形态和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加强思想控制，不惜一切地稳定秩序。
    勃列日涅夫为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强化思想约束，首先在文艺界开刀。针对赫鲁晓夫的"解冻"在文化艺术界、学术界所造成的影响，勃列日涅夫上任不久，《真理报》便发表了一篇题为《鼓舞人们思想的艺术创作》的社论（注：《真理报》1964年11月1日社论。）， 号召"文艺知识分子要为党性和人民性，为文艺作品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技巧而斗争"，并强调苏共纲领规定的文艺方针是苏联"当前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过了20多天，即1964年11月24日《真理报》又发表了题为《艺术家的职责》的社论，提出"艺术家的良心、他的公民责任感、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在文化发展中所负使命的认识问题"，要求文学艺术家们"提高文学和艺术的质量，提高文学和艺术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第二年年初，即1965年1月9日，《真理报》又在《无愧地反映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这篇社论中反复强调"在为新的、共产主义的事物以及反对个人主义和没落世界的市侩习气的斗争中，苏联艺术家只能有一个立场--进攻的立场。……我们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循列宁的遗训，依靠社会主义的创作力量，在党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把这种力量联合起来，一贯坚持我们艺术的思想纯洁性，反对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负责任和迁就态度，反对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美学概念"。
    短短两月间，党报连篇累牍地发表针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社论，可见苏共新任领导严厉整肃文艺界的决心，力图尽快、彻底地肃清赫鲁晓夫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和迁就态度"所引起的后果。
    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是苏共领导人这一决心的具体体现，这两个人因在国外发表了批评性著作而遭克格勃逮捕。几乎与此同时，《真理报》主编鲁米扬采夫被解除了职务，原因是他发表了《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文中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他们进行竞争"（注：《真理报》1965年9月9日。）。
    知识界对鲁米扬采夫被解职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捕事件反应强烈。近200名作家写信签名， 抗议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逮捕和审判。A ·金兹别尔格和Ю·加兰斯科夫等人将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审判案有关的文件材料编辑成"白皮书"，以"萨米兹达特"（"自己出版"之意）的名义印发。 这两人以及薇拉·拉什科娃、A·多勃罗沃里斯基随即于1967年被捕。此举又激起知识界更大规模的抗议签名运动，签名者达738人（注：A·阿马利里克：《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载《星火》，1990（9），19页。）。1968年1月21日，普希金广场聚集了100多人专为此事举行集会，向当权者示威， 示威者中有人被捕并被判刑。每一次逮捕、审判之后便是更为广泛的新一轮的抗议签名活动，当局的严厉镇压只是在社会上引发更大规模、更广泛的抗议，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卷入这一事件。据统计，在"金兹别尔格-加兰斯科夫"一案中，在各种集体的和个人的抗议书上签名者22%是艺术家和作家，13%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9%是编辑、教师、医生和律师，5%是大学生，此外便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
    面对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当局并未采取区别对待、认真调查、合理疏导的措施，而是一味拧紧螺丝，板起面孔，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和手段对付之。
    1966年和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三大和苏共二十四大上都对文艺界提出了批评。他说，有的"艺术匠……不去帮助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专业来给我们的制度抹黑，诽谤我们的英雄人民"（注：尤·列勃罗夫编：《科技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经验和问题》，97页，文化与进步出版社，1982。）；"有些人企图把今天丰富多彩的现实简单地归结为党彻底克服了个人迷信的结果。在某些作家中还流行另一种极端，这就是企图粉饰过去已遭到党坚决的、原则性批评的现象，保留同党近年来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贯彻的创造性新事物背道而驰的概念和观点"（注：尤·列勃罗夫编：《科技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经验和问题》，97页，文化与进步出版社，1982。）。
    凡是在抗议书上签名的作家都被列入书报检查机关的"名单"，其作品一律不得发表。例如：作家B·萨尔诺夫的著作被撤版； Б·阿赫马杜莉娜的诗集的编辑工作被下令停止；沃伊诺维奇的两个剧本的创作活动不得不停笔：当局明白告之，只有当他公开"检讨"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后，他才可以继续完成他的创作……（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13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对在抗议书上签名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的处罚是开除公职或党籍。比如：亚非民族研究所的格拉佐夫不是党员，所以被开除公职；莫斯科大学数理科学博士C·富明教授则被开除了党籍， 在基层组织投票表决时虽然未达到规定的2／3的票数，区委还是强行作出了开除的决定；苏联科学院理论实验物理学研究所的数学家克隆罗德不但被开除了党籍，还被降了职；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沃罗比耶夫因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开除两位签名者的党籍而受到撤销其团委书记职务、开除团籍的处分。因签名被开除党籍的知名人士还有：新西伯利亚的化学家亚勃隆斯基、历史学家罗日诺娃、生物学博士罗基奥诺夫、评论家苏奇科夫等（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 1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执政当局对签名者不公正的处罚，受到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的勇敢抵制。 例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列昂托维奇院士在1968年1月的联名信上签名并起草该信，为此莫斯科市委作出了开除列昂托维奇公职的决定（列昂托维奇是非党人士，他从1951年起就在这个研究所做领导工作）。但是市委的决定却遭到了原子能研究所党委的抵制。尽管市委的代表亲自出席该所党委会议并出示了"金兹别尔格和加兰斯科夫案件"的公诉书，但是原子能研究所党委委员认为，仅凭一纸公诉书是不能做出开除公职决定的。在当天举行的原子能研究所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上，老研究员们被授予纪念章。当主持人念到"列昂托维奇院士"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1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基辅的一批著名艺术家联名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写信，代表当地广大知识分子向国家和党的领导人进言，希望当局适度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政策。他们在信中写道："最近几年，在苏联对创作知识分子和科学知识分子中一些年轻人进行了政治审判……很多案件的审判破坏了苏联的法制。例如，1965年至1966年在基辅、里沃夫和伊凡诺-弗兰柯夫斯克等地宣判了20多人，所有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违背了苏联宪法、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和刑法典所明确保障的一切……破坏审讯公开的原则是违背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恢复社会主义法制的决议的，是违背苏联社会利益的，是对苏联最高的法律--苏联宪法的粗暴践踏……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不祥的情况，在多数情况下对被告人提出指控的那些他们所发表和坚持的观点绝没有任何反苏的性质，有的只是对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些个别现象提出批评，或是对明显违背社会主义理想和公认准则的行为提出批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政治审判成了压制公民积极性和压制任何一个社会健全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批评的一种方式。"艺术家们希望三位领导人"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使法院和检察机关严格遵守苏联法律，使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分歧在思想领域里加以解决，而不应使其归入检察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管辖范围"（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143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著名电影导演、国际电影节获奖者C·帕拉德扎诺夫等150人。 这封信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对苏联当局用行政处分和刑事镇压手段来对付那些善意的批评者的不满，以及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
    然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当局对待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意见始终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虚心聆听，而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封杀禁绝，轻则开除党籍公职，重则判刑、流放，甚至对批评者强行精神治疗，这些做法在苏联国内和国际社会中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损害和削弱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和苏联共产党的威望。特别是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国际社会对此进行抵制和谴责以后，在国际上受孤立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勃列日涅夫当局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更加强了。克格勃的权力不断扩大，特别是"第五局"，它在知识分子中积极物色工作人员。当时在苏联，那些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大多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安插的"眼线"。这种做法使大多数愿意讲真话的人缄默了。按照《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一文作者阿马利里克的说法，苏联知识分子与政府越来越疏远了。
    在现代社会中，不管是多么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有许多有待纠正与清除的缺陷和阴暗面。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尤为敏感，他们用论文、文学作品、艺术、社会舆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批评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此来影响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的政治进步。苏共当局采取的这种压制批评、压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实际上只能起到阻碍政治进步、阻碍思想发展、阻碍社会生活健康正常地进行的消极作用。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卫生、文学艺术都出现全面停滞。70～80年代苏联的科学技术进步速度放慢了，科学的社会地位和科学活动的威望下降了，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苏联科学在一些主导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五六十年代，在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方面，苏联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而到70年代则是越来越扩大了。为了保持军事战略均势，苏联投入国民经济的资金与美国相等，然而却没有收到相应的效果。苏联国防工业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得多，但生产效率却要低得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情况更加令人忧虑。这一时期在苏联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自上而下推行的是"苏共领导绝对正确"的公式，舆论和媒体都回避尖锐的现实问题，吹捧赞扬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无一例外地称颂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甚至号召向勃列日涅夫同志学习，学习他"按列宁的方式劳动、按列宁的方式思维、按列宁的方式生活"。这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绝少独立思考，只具有"注释"功能。不少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只会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并不对所解释的东西进行分析，更不愿对有关问题进行大胆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学术的停滞还体现在科研人员的年龄老化上。许多研究所所长都是60～70岁的院士、通讯院士。由于科研带头人的年龄和知识结构老化，致使苏联在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新兴学科大大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很明显，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已成为国家兴衰成败之关键。苏联勃列日涅夫当局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教训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