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报刊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工具，是舆论之母，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又将直接影响着革命事业的成败得失，因此，湘籍志士始终把创办报刊作为民主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自行组创，或改造旧有报刊宗旨，或操纵控驭，或收买利用，使革命派始终拥有自己的言论机关。这些报刊有如“黑血”“金鼓”和“警钟”“木铎”，对推动辛亥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留日学界较早宣传“革命排满”思想的报刊是《国民报》。该报创刊于1901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编印出版，以秦力山为总编辑。该报宗旨为：“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选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毋取空琐，毋蹈偏私。”[9]（P1）这一宗旨虽然较为温和，但就其主要宣传内容看却超出了宗旨所规定的范围，实际表现得更为激进，更为革命。章士钊评论该报“发布推倒满清大革命之宣言，是为第一次堂堂正正革命之文字”[1]（P230）。冯自由推崇该报“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词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10]（P96）。
        “全以译述为主”的刊物是《游学译编》。该刊创办于1902年11月14日，参与编辑的为湘籍留日学生，有杨毓麟、周家树、陈润霖、周宏业、曾鲲化、梁焕彝、范锐、黄轸（兴）、张孝准、杨度等人，以杨毓麟为主编。该报“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11]（P111）。杨毓麟在该刊发表的译文有《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述》、《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满洲问题》等文，长达十多万字，黄兴翻译的《学校行政法论》连载于该刊第2、3两期。《游学译编》第十册发表《民族主义教育》一文，分析了教育与革命的关系，号召吾党志士苟言教育者“不可不言革命”！“今日支那民族”当务之急就是“革命”二字，作者大声疾呼：“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12]（P968）该刊与其后同在东京创刊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刊物此呼彼应，从而吹响了1903年中国知识界新觉醒的时代号角！
        《苏报》应该说是国内创办较早的报刊之一。该报创刊于1896年6月，初办时由中国人胡璋（铁梅）的日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原是一份与日本外务省及黑龙会关系密切的“日商”报纸，以兜售黄色新闻见称。1900年《苏报》创始人将报社的全部设备转售给湖南衡山人陈范，陈接办《苏报》伊始，便“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10]（P120）。1903年5月27日，章士钊应陈范之聘入《苏报》馆，主笔政，他大刀阔斧改革《苏报》，该报始以“鼓吹革命为己任”[13]（P38）。从6月1日到29日的一个月内，《苏报》刊登了大量宣传“排满革命”，抨击保皇党人的文章，主要有：《康有为》、《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序〈革命军〉》、《驳〈革命驳议〉》、《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呜呼保皇党》等文。经过改革后的《苏报》已经不再是保皇党人的喉舌，而是革命派的立言机关，是当时“最富于种族思想的报纸。”年轻的章士钊作为该报主笔，他不顾一切“尽情挥洒”，“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对于“外间之远迩轰动，官僚之随时恫喝”，“置若罔闻”，“丝毫无动于衷”[14]（P388）。《苏报》上刊登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章笔意恣酣、声容激壮，皆出于章之手笔，成为传颂一时的佳作。[15]（P1226）如果说《国民报》和《游学译编》是留日学生在东京主办的最早的宣传革命的刊物，那么改革后的《苏报》则是国内较早的宣传革命的刊物，《苏报》发表的激越言论引起了清廷的嫉恨，于是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6月30日逮捕了章炳麟等人，邹容激于义愤于7月1日自动投案，酿成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苏报》被封禁后，原《苏报》主笔章士钊以及张继等人不畏强暴，于1903年8月7日又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由章士钊主编。以“图国民之事业，造国民之舆论”，“收全国之观听，挽全国之倾势”为主旨。该报积极声援了《苏报》的斗争，对《苏报》被封的经过和《苏报》案审讯的有关情况都作了连续报导，并发表了章士钊撰写的题为《苏报案》的长篇述评，控诉了清廷对章、邹的迫害，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革命报刊之一，其“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为新颖，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10]（P135）。嗣以经费无着停刊。
        1904年冬，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先后失败，华兴会的主要成员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仍然没有放松舆论宣传。1905年6月3日，湖南留日学生即华兴会主要成员宋教仁、黄兴、陈天华、仇式匡等人在东京与其他革命党人一道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其宗旨标明：“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该杂志第一期刊发的一篇文章说得更加具体：“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为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用黄帝纪年，创刊号印有轩辕黄帝之肖像，附有宋教仁的题辞：“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嗣因该杂志第二期登载蔡序东所撰《日本政客之支那经营谈》，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而被日本政府没收停刊。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经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率先揭橥三民主义旗帜，其主要论文几乎都是围绕三民主义理论开展对改良派的论战的，而陈天华、宋教仁等湘籍志士都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民报》出至第24期，因刊登《革命之心理》一文被日本政府“停止其发卖颁布”；1910年2月1日，在黄兴的努力下，《民报》又续刊25、26两期之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