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学与帝王之学
    经学在西汉成为帝王之学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前后两个阶段可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
    从刘邦建汉到景帝年间，是经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西汉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为思想行为准则，经学在朝势力受到遏制。但由于黄老学说不排斥儒学，儒学在经师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形成了强大的在野势力。在其民间传授的过程中，经学--儒学以它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大的生命力逐步地引起西汉帝王的重视。如文帝在十三年（前167）颁布的《除肉刑诏》中信誓旦旦地引用《诗》（参见《全汉文》卷二），在十五年《策贤良文学诏》中模仿《尚书》“诰”的口气说话（同上）。
    汉代视《诗》、《书》为帝王之学是从陆贾以《诗》、《书》研究成败之理拉开序幕的。经学在汉初成为帝王之学主要表现为，以高祖刘邦为代表的西汉帝王为统治天下的需要重新评价和认识《诗》、《书》，刘邦虽然知道经书已被儒化，但在情感上更愿意让它以独立于儒学的形态出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刘邦将其视为帝王之学，请儒生任太子太傅的时候，另一方面又让丞相萧何执行着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的政策。
    为了说明以《诗》、《书》为代表的经学是西汉初期的帝王之学，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汉初帝王习经的情况。惠帝承父命以儒生叔孙通为师，又亲自拜访传《尚书》的伏生（参见《高士传》）。文帝是周勃、陈平定诸吕之后从代地迎立的君主，其受教育的情况如何，不甚清楚，但从其立经学博士、对《诗》、《书》的兴趣来看，应对经学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景帝是文帝立的太子，其帝王之学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学，一是刑名之学。晁错上书文帝谈论太子教育时说：“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汉书·晁错传》）文帝善之，拜晁错为太子家令。这里“驭射伎艺”是讲六艺，是谈经学；“术数”则是讲刑名法术，张晏注《汉书·晁错传》时说：“术数，刑名之书也。”从晁错提出对太子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话语来看，景帝接受的教育应是经学在先，刑名之学在后。稍后是景帝为太子择师，景帝初立刘荣为太子，以好儒术的窦婴为太傅；不久，改立刘彻为太子，召拜习儒的卫绾为太傅；又拜硕儒申公的弟子王臧为少傅。就大的方面而言，从高祖刘邦到文景时代西汉的统治思想是黄老学说，但刘邦以后，诸帝的帝王之学则是把经学视为重要内容，并且不断地向经学倾斜，其重要的标志就在任命太子太傅和少傅方面。
    武帝即位以后，开创了经学为帝王之学的新局面。初立太子刘据，其太子太傅为恪守儒训的石庆。巫蛊之祸后武帝有意传位给少子刘弗陵。刘弗陵年幼无太傅之设，遂擢光禄大夫蔡义以《诗》讲授刘弗陵。元帝为太子时，经师疏广为太子太傅，“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汉书·疏广传》），肖望之“为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汉书·肖望之传》），又有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尚书》。
    以上主要是讲太子习经的情况。帝王为太子择师，基本的标准是以熟习经学的程度为准则，在帝王的推动下，经学便成了帝王之学，成了太子在登基前必不可少的功课。
    上行下效，此风亦影响到民间，宣帝即位前在外祖母家藏身时，“受《诗》于东海澓于翁”（《汉书·宣帝纪》）。昭帝死，无后。霍光为社稷安危着想奏议立来自民间的宣帝，他的基本理由是宣帝曾“师受《诗》、《论语》、《孝经》，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汉书·宣帝纪》）。可见，经学作为帝王之学，是西汉中期以后选择嗣君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培养嗣君的重要途径。
    经学为帝王之学不光集中在帝王为太子择师和经师充当帝王的侍讲方面，它还表现在帝王主动地自觉地学习经学方面。如《汉书·儒林传》云：“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乃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儿宽以治《尚书》闻名于世，在与武帝谈论经学的过程中不但改变了武帝对《尚书》的偏见，还激起了武帝学习《尚书》的热情。武帝以后，西汉帝王自觉地学习经学成为一时风尚，如宣帝在位时“修汉武故事，讲论六艺群书”（《汉书·王褒传》），“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汉书·儒林传》），伏理“以《诗》授成帝”（《后汉书·伏湛传》）。帝王自觉地习经的传统推动着经学在西汉中后期迅猛的发展。乃至西汉的许多大儒在家贫无以自立的情况下，通过手不释卷，刻苦研习经学，成为帝王之师，如治《诗》者匡衡就是这样的例子（参见《汉书·匡衡传》）。
    西汉帝王习经的源头可追溯到刘邦，刘邦经陆贾的提醒认识到《诗》、《书》的重要性。在漫长的帝王之学中习经逐渐形成了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在于帝王从中学习到了统治的经验即治人的道理。贾谊一语道破了习经的隐秘，他指出：“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子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学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5]（P.92）这虽是针对太子太傅的职责而言，但提出的却是帝王之学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贾谊以殷周“长有道”谈论帝王之学大体上说明了帝王之学的内容和范围。贾谊之说虽受到文帝的重视，但在朝臣的攻讦下，文帝对贾谊疏而不用。尽管如此，文帝立《诗》博士，又派晁错从伏生学《尚书》，应该说这是西汉帝王向看重经学而迈开的关键性一步。司马迁说：“拨乱世而返诸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认识代表着当时认识经学的水平。
    西汉帝王习经的传统确立以后，其文化素质大大地提高，不但在其诏令中每每引用经书，而且亲自拟诏（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有“汉帝多自作诏”条。），乃至出现“武宣之间，经学大昌，……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局面[1]（P.90），直接把研习经学视为经世致用的根本。当时朝廷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士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经）以上。这种世风的形成，在西汉中后期产生了一种双向流动相互推动的效应。一方面经师们以经学干预朝政，另一方面帝王们则引经据典把握着朝政，这两者间的交流便密切着经学与帝王的关系，经师与帝王的关系。而习经这一风尚的形成，则将潜存在社会心理中的皇极意识进一步地强化，推动着西汉进一步开创为皇权政治服务的经学时代。
    需要补充的是，经学的繁荣还得力于帝王倡导的廷辩。吕思勉先生指出：“汉世论学，每多廷辩以决是非。”[6]（P.760）西汉廷辩始于景帝一朝，当时在齐诗学派的辕固生和韩诗学派的黄生之间展开了汤武受命的争执[7]，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夹在中间的景帝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廷辩完全成为了不同流派的经学家之间的抗辩，如主张《公羊》学的董仲舒与主张《谷梁》学的江公抗辩，结果是“江公呐于口不如仲舒。……于是上固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儒林传》）。宣帝时，“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以《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公羊春秋》学派与《谷梁春秋》学派的相互攻讦固然有宗派之争之嫌，在这中间，帝王提供廷辩机会和鼓励廷辩则促进着经学的繁荣。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汉书·宣帝纪》）于石渠阁，史称“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后汉书·翟酺传》），可谓是廷辩促进经学繁荣的最好脚注。
    在西汉帝王鼓励廷辩的过程中，有一件事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帝王起初是廷辩的召集者，最终的裁决是以廷辩的结果行事。但随着帝王对经学的熟习程度，最终成了廷辩的裁判者。这种情况发生在石渠阁平议五经之时，经过诘难，“上（宣帝）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这在经学史上是件大事，它标志着君主已完全成为最高的经学权威。政治权力与思想解释权合而为一，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有效地维系了思想大一统局面[8]。进而言之，西汉的经学在与宗教神学的结合过程中，已经成为西汉最有代表性的宗教化政治。西汉帝王将皇权与经学的裁判权抓到手中，实际上在显示着帝王通过经学实行思想钳制的企图。
    西汉经学的主流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虽有发展但从没有动摇过今文经学的地位，当然，到西汉末期古文经学有蔚然成大观的趋势，并向今文经学发起了冲击（鉴于它同东汉的联系，这里姑且不论，将另撰文）。然而，不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充当着帝王政治的左右手来为皇权服务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汉帝对经学的热心完全是出于自身政治权力的考虑，他们需要借重于经学宣扬他们最高权威的形象，即不可动摇、不容怀疑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