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科学化一直是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经过无数代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时至今日，可以说历史学已在科学的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象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历史学的科学化也有两重性：它既给历史学带来了声誉，也给历史学带来了不少损害。充分认识这一点，避免其在科学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有利于历史学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
    一
    谈到历史学的科学化，首先应该指历史观，但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来，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唯一科学的理论，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所以，本文所说的历史学主要是指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所谓“历史的科学化”也是狭义的，它包括两层含义，这两层含义反映不同时期西方史学家对于历史科学化的不同认识。在19世纪，历史的科学化是指弄清历史事实，忠实于历史事实；在20世纪，主要是指新史学家们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引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达到历史学科学化的目的。两层含义指的都是史学本身层次的、属于史学方法论的问题。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寻求史学科学化的努力则是从19世纪开始的，其先驱和代表是德国的兰克。兰克力图把史学提升成一门独特的“科学”，加上他在历史研究上的巨大成就，使他获得了“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美称。以兰克学派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史学，以研究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为主要特征。它要求对史料作严谨的考订，力求在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如实地再现历史。为此，它要求史家保持“客观”、“中立”，通过客观地描绘、叙述事件，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兰克深信，只要搜集到大量史料，并经过严格的考订，辨别真伪，就可以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做到“如实直书”，因而他建立了一整套考订与辨析史料的被称为“外证”和“内证”的科学方法。兰克和其他传统史学家还根据这种方法写出了大量的纪念碑式的著作。应该指出，弄清历史事实，忠实于历史事实，是史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和最起码的条件，因而传统史学在使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学科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应否定的。
    然而，传统史学所起的作用虽然对历史学的“科学化”是必须的，但它主要集中在研究史料的技术方面。由于把史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史料的范围又主要限于文献资料，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至于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其他领域，特别是有关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以及大众文化的历史都不是历史研究感兴趣的，这样就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了、贫乏化了，同时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把历史仅仅看成历代伟人的传记。“这种历史肯定使历史学家的眼光狭窄”[1]，也极大地限制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不仅超不出政治史的领域，而且往往钻进比较狭窄、琐细的问题中去。这样即使在局部的、个别的问题上搞得十分精细，也往往是见木不见林，妨碍史学家对历史作出科学的结论。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不能脱离史料去即兴臆造。“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2]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但基础不等于全部。我们必须强调历史的真实，因为没有真实性，就没有科学性，真实性是科学性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性归结为真实性。因为科学性比真实性更高、更深刻，它不仅要揭示历史的真实过程，而且要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本质和规律。客观历史过程的原因、本质和规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被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所掩盖着的，只有通过科学的抽象，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如果说，在历史学作为近代科学学科形成初期，强调史料及对其严格考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科的发展，单纯坚持这点就不仅远远不够，而且会起阻碍作用了。
    西方传统史学虽然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很多传统史学家却并没有完全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去做。根据实证主义的精神，确定事实仅仅是全过程的第一阶段，它的第二阶段便是发现规律。传统历史学家们自己大多数都非常高兴去进行确定新的事实，但不踏上第二阶段。因为在他们看来，规律是抽象的，无法用事实加以证实。历史学家只需集中对过去进行具体的研究描绘，“史料本身会说话”，不需要史家去解释。但是据实记载过去的事实是一件事，而要想确定过去事实之所以然，则是另外一件事。“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3]过分夸大史料的作用，把历史学实际上等同于史料学；忽视解释，史家实际上成了史料的奴隶，可以说这是传统实证史学的最大弱点。
    西方传统史学满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轻视理论思维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学只是一种记录和叙述的科学，似乎占有史料，弄清史实，记录和叙述历史事件，就是历史学的全部任务。他们埋头于深奥的探索，穷究细枝末节。他们深信，不管他们的工作多么专门化，都会自动地产生实际成果。这种倾向试图把规律性和一般概念从历史学中排除出去，不赞成对历史进行宏观研究，这种轻视理论概括，忽视宏观研究的倾向，有碍于历史科学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也影响其学术价值的提高。如果历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史料的搜集，史实的考订和事件的叙述，不进行归纳和概括，从微观领域上升到宏观领域，不借助于理论思维从历史现象中揭示历史过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便无从认识总的历史进程，无法窥见历史的全貌和整体，而且就连对于个别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也很难予以正确的说明。
    更为严重的是，传统史学忽视历史认识论问题，把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完全割裂开。传统史学强调，历史学家只需要机械地把现成的历史事实从史料中搬到他的著作中去就可以了。他不仅不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评价”、“综合”、“思索”，而且要努力避免这样做。因为在传统史学家看来，这样做就会影响研究者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歪曲历史。传统史学完全割裂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机械的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立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忽视历史认识特点的缺陷。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客观的事实一旦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就离不开史家的主观认识。这里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永远是相结合的，分不开的。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必将在其史学研究中产生影响，历史研究的具体结果具有相对性。[4]传统史学所标榜的“让史料自己说话”的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全部丧失，并引发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效益的空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