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传统史学的成就达到顶峰之际，它的理论假设也受到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严厉指责。“新史学”的倡导者们，开始对19世纪晚期的历史科学提出质疑。“到20世纪30年代，不满情绪开始增长，这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开始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而且只不过是‘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5]。在新史学家看来，单纯的叙述、描绘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层，不能说明深层的动因，因而不能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新史学强调概括，主张结构分析，突出理论，其途径主要是使史学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接近，从后者借用理论和方法。通过这种跨学科方法的途径，以达到史学的科学化。
    新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70年代，新史学已占压倒优势，取得了西方史学界的统治地位。西方新史学虽然成分复杂，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但它在内容、方法论和认识论等方面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共同特征。新史学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史，而主张尽量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新史学的主要代表年鉴学派认为，新史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甚至提出“历史无界限”的想法。到20世纪60年代，一部分西方激进史学家又进而明确提出“自下而上的史学”的口号，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在方法论上，新史学主要是借鉴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崇拜单纯幼稚的客观主义从而将史学研究的客体与主体相分离的观念和态度，而公开承认史学家主体的作用。
    新史学在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中开创了新阶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对此，学界识者已作过以下概括：“首先，新史学扩大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开阔了史学的空间视野，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新史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局限而将研究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因为任何政治、外交与军事行为都不可能不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缺乏对于相应社会的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任何单纯的政治史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新史学摆脱了传统史学只关心社会上层活动的精英史观的束缚，而将焦点移向平民百姓，研究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历史经历；新史学突破传统史学囿于民族国家史研究的空间限制，倡导并实践超越国家界限的大范围地区性研究，空间视野的扩大提高了史学研究的水平，为解决某些历史悬案提供了可能。其次，新史学对传统的历史档案和考古史料不仅没有抛弃，还开拓了新的用法。此外，新史学还应用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方法开发了大量新史料。第三，新史学挖掘出一些不为前人注意的‘潜在的’的历史事件或因素。传统史学所描述的是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这些事件均有历史文献记载，其历史性一般为其参与者和同时代人所意识，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显在的’事件。另有一类历史因素与此不同，其历史性不为其同时代人所意识，也没有历史文献对其加以记载，这就是‘潜在的’历史因素。比如历史上的人口状况、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情况、土地的占有和利用、家庭和人们生活的状况等等。第四，新史学重视历史中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就。传统史学描述历史事件时一般只回答‘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深究‘为什么’，因此对历史中人的行为动机等主观因素涉及较少较浅；新史学则注重历史的‘为什么’，从而广泛涉及历史中人的主观因素。第五，新史学提高了史学阐释的精确性。新史学通过应用计量方法以明确的数量化概念代替某些传统的文字描述，消除了某些史学著作的模糊性。另一方面，新史学由于广泛借鉴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使史学原来习惯应用的一些概念规范化，同样也提高了史学阐释和表述的精确性。”[6]
    然而，尽管新史学取得了比传统史学更为巨大的成就，但同时它也有严重的问题和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方史学的第一个危机是“碎化”。所谓“碎化”，是指史学在研究内容方面打破了传统史学的局限之后出现的过度专业化和分散化，所研究的课题越来越细小分散，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乃至整个史学呈现出无形无序的状态。历史被新史学家无限地切割得支离破碎，成为“砸得粉碎的历史学”。传统史学是凭借直觉以时间为轴线对往昔政治事件的叙述，现今的新史学则有很大一部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对往昔社会的某一方面提出问题，并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计量方法加以分析和解答。前者是叙述性的事件史，后者是分析性的问题史。这种问题史学以新方法和新资料来解决某些前人不敢想象的问题，但问题史在时间上多是静止的，只研究事情在时间的某一点上的状态；在范围上往往是狭窄封闭的，不涉及所研究问题发生的环境和其他因素。同时各问题史研究之间毫无内在的联系，不仅各自具有其独特的着眼点，而且各自使用独特的技术方法，呈现一片散沙的状态。传统史以民族国家为范围，以政治为主线来撰写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活动的历史；新史学打破了这些框框，于是兴起了多种多样的流派和分支学科。但什么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呢？这在新史学家中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往往各自片面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这样，各史学派别分别强调自己关心的历史侧面或问题，而缺乏大体一致的历史观，结果使历史的综合失去框架[6]。
    西方史学的第二个危机是混淆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西方史学的科学化走的是与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接近并引进其理论、方法的途径。这本来是正确的。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本来符合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也与史学本身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问题在于，西方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对保持和发扬史学本身特点的问题有所忽视，由此出现的“歪邪”和极端化倾向，使史学本身失去特征，有被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吞没的危险。史学所采取的与社会科学接近的路线使它本身的独立性成了问题，也就是说，史学在其他科学中存在的权利成了问题。因为把科学化的史学与这些科学区分开的特征变得模糊不清了[7]。
    西方新史学的第三个危机是脱离群众，社会影响和威信低落。新史学的一个主要宗旨原本是反对传统的精英史学而强调普通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按理应当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然而由于应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由于只顾追求某种专业化的方法和表现形式，许多新史学著作失去了一般史学著作应有的可读性。他们一味的寻求“结构”与“深层”，而处于历史表层的重大事件却被忽视了，栩栩如生的人的能动作用不见了，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他们作品中大量的数理公式与曲线图表，但“谁愿意阅读计算机打印出来的密密麻麻的数码呢”[8]。所有这些像一堵墙把它与广大公众隔开，不仅如此，而且使它在同行中也是知音难觅。因而也就使历史学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