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次封建旧史学的回光返照的认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统治者政治上倒退的产物，显然不能给我们较为全面的解答。我们认为，社会政治的因素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排除此一时期史家心理中某些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考察产生于本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这一奇特现象，我们有必要把它放入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传统文化迈向近代化的系统中去考察。通过这种对比我们或许能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我们知道绵延中国二千余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到近代出现了严重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在传统文化的内部出现了足以动摇儒学传统的异端，也不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新的阶级在文化上发动了革命，而是导源于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文化的危机是和民族的危机相伴而生的。这说明近代中国人是被动地迈入近代历史流程的，他们在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充分而系统地反思检讨的情况下，匆忙地参加了创建近代新文化的工作。比如，严复一生翻译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近代西方名著，但他自己却从未做过任何总结本土文化的工作。所以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几乎完全是被动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不情愿的。基于此，他们既便接受了外来文化的某些成分，也带有极强的选择性和使用性。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归根到底仍然没有脱离“忠君即爱国”的儒家传统观念的羁绊。稍后，以王韬、冯桂芬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主义思想家，虽然对西学的认识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着意于对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介绍，但是他们主张“中体西用”，沿用了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上的体用观不说，其目的就在于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来维护所谓千年不易的孔孟周公之道。“器变道不变”是他们思想的主要特色，就连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对西学的吸收也是借助了孔子，“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1]传统文化在他们创造近代新文化的历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前所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确给了近代史学前进的基础，为他们准备了建设新文化所需要的民族文化土壤，但是在良莠难分的传统文化系统中，近代史家和思想家基于民族危机的冲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是相当肤浅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时难免会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所以在近代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出于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需要，还是借助于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来阐述他们“经世致用”的主张，无论是改革和变法都要求古圣先贤的庇护，传统文化固有的历史惰性力自然地潜伏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去了。一旦时代的发展非他们思想所能包容的时候，这种惰性力便死灰复燃，促使他们到旧文化的阵营中寻求解答。
    在中国近代以来，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外国列强横肆于中国的现实依然故我，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使康有为、章太炎等一批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开始向旧的传统回归了。历史和现实呼唤着新的历史力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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