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士成，晚清著名的军事将领。他的《东游纪程》是一部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的杰作。1893年，身为山西太原镇总兵的聂士成，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请命：自带武备学堂学生数人，实地考察东北，“熟悉其道路之险要，径行之难易”，“备异日与强邻战事之需”（注：杨慕时：《辛丑正月上全权大臣李傅相书于京师贤良寺》，《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此请被批准。
    1893年10月，聂士成率武备学堂学生张祖佑、鄢玉春、冯国璋三人，从芦台出发，历经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瑷珲至海兰泡，沿黑龙江东岸到漠河，再入俄国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双城子（伏罗希洛夫）、海参崴（符拉基米尔），然后进入吉林的珲春；又从珲春经宁古塔（今吉林东宁）、三姓（今黑龙江依兰）、三岔口（今黑龙江宁安）入朝，游朝鲜的汉城、仁川、平壤，入丹东返回。至次年5月，前后历时8个月，行程2.3万多里。聂士成把沿途所见所闻，撰成《东游纪程》一书。
    《东游纪程》共分四卷：卷一、二《日历》，卷三《东省全图》及《图说》，卷四《东三省韩俄交界道路表》，共10万多字。《日历》中记载了每日行程、沿途见闻，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人口来源、风土人情、物产贸易等，特别注重于军事地理的勘测，对地形、地貌、双方驻军、防御设施、驿站道路等都有详细记载，并提出准确独到的见解。在图表中共绘制了32幅要塞地图和各地之间详细的交通里程表，并对之加以说明。这一切都是用科学的方式勘测、调查得来，真实可靠。“读其书如亲履其地。二万三千余里疆界牙错出入，不藉地图，一览尽得之。”（注：胡思敬为《东游纪程》写的跋文，见《中国近代军事人物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页。）此书成为一本极有价值的军事地理手册，也是研究当时东北边防和地方史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一
    虽然19世纪70年代以来，俄国不时以“友好”的姿态出现，中俄关系尚属正常。但聂士成在《东游纪程》一书中对沙俄抱以极大的警觉，他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对沙俄长期以来不停地蚕食鲸吞我国领土的事实表示极大的愤慨，并对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情地加以揭露。同时呼吁加强边防，谨防战争。
    在《纪程》中，聂士成为俄国通过《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鲸吞了比东三省还大的土地而深感叹息与愤慨。并通过实地考察披露沙俄仍在不停地蚕食我领土。如关于“耶”字碑问题。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掠夺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在两江汇流处树立新界碑时，又擅自将界碑“立于乌苏里河口，距站三里许窝家口”。聂士成亲自带学生查看测量，指出“中俄分界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此碑应立于伯利城南之通嘴上。今立此处，已属乖舛。……因扩出八十里，以为己有，今固无从挽回矣”。又考证，在吉林珲春东，图们江边的抚夷镇“屯东三里许有岗岭，与各界碑连脉，碑原在上，后经俄人贿嘱旗官移碑于下”丢失一地；在镇附近的中俄朝交界处，有一湖“名哈桑湖，按旧碑原址，湖在中国界内，今移碑江沿上，则以湖西岭岗为界”，俄人又无端占一地；有的地方“时有俄人侵越开道之事”，而腐朽的清官员们“亦遂听之”，俄人“遂得肆其贪黩之志”。有的地方则界限不清，如江东六十四屯与俄屯沟界，宽约一丈，“已近塌平，所余土埂难资永久”等等。通过勘察，聂士成提出“宜商同俄官会立规则”，“清理界限，移置界碑，庶不致积久难移，另生枝节”，“以保永安”。
    关于中俄边界防务的情况，作者指出：边界防务上，俄方“沿界周密无遗，凡华路所通，俄必设卡，凡我要路所在，俄必于数十里立镇筑城，斟酌道路之险易，驻以常守之兵”；我方“设防薄弱”，“在在堪虞”，“虽有若无”。至于军队素质，俄军“操法甚为精熟，马亦知号令”；我方是“兵骄将弱，调用实难，且技艺生疏”，“不谙军律”，“以之应敌十不当一”。兵力布置上，也相去甚远，如在双城子俄常驻兵“约有五千，多半强悍”；而清军设防是“兵不满百，将不知兵”等等。因此，“彼此相形，已有胜负立判之势”。
    面对强邻如此咄咄逼人之势，聂士成以其军事家的胆识和气魄，从战略高度指出“彼俄人狡焉思逞，我强则畏服，我弱则欺凌”。为今之计“正可整顿边防，严阵以待”，“有事则与相争，无事则安然自守。记曰‘凡事豫则立’，孙子曰‘胜兵先也’，皆先事豫筹者也。”为此，聂士成在书中对中俄要隘一一提出设防的具体方案。
    书中还断言：日本是朝鲜的“心腹之忧”。而朝鲜“若有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国之大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