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史学的冷落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乃在于人类文明业已生病。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即断言20世纪实现了全球的技术统一，并且期望人类在其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追求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
        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诚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并且或多或少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但就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而言，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则至今连绵不绝；由于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远远超过既往任何恐怖时代。在这一百年中，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吸毒与犯罪率的剧增，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与现实都证实了中国学者章太炎在20世纪初呼唤的警世预言：“俱分进化”，意即善与恶同时并进！
        汤因比痛感西方人长期片面追求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酿成自我中心、物欲横流与精神堕落的恶果，所以，他寄希望于东亚精神文明的复兴，借以弥补现代人类文明的缺失。但是，他却未曾料到，“二战”以后东亚各国或先或后也走上这条重物质而轻精神的现代化道路。
        人类已经处于严重的灾难之中，并且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灾难，甚至可能自己毁灭自己。人类不应该继续自相争斗、自相残杀，有良知的人们应该首先联合起来图谋自救。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纠正重科技轻人文的社会缺失与道德滑坡。不要相信那些诸如东西文化冲突之类的凶险预言，也不必沉溺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无止无休的争论。我们首先应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寻求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然后在人类文化总宝库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宏扬而又超越，熔铸以求创新，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
        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
        二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
        司马迁《报任安书》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成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详近略远，很大部分写的是现、当代史，而且在“究”和“通”上下工夫。其用意在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志古所以自镜。
        法国当代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更为明确地揭示史学的参与意识。他说：“法语、英语、德语等都以同一个字眼用于历史真实和我们取之于历史真实的知识。histoir、history、geschichte既指人类的变异，又指人们为他们的变异而努力建立的科学。”总之，“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历史意识的范围》）。
        大约在此20多年以前，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ioch）的小儿子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认为：“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文明总是与它的过去密切相关。”为了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把题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一部书稿遗留给人间。
        布洛赫反对以狭隘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用”。他说：“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即使历史学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他所说的利益主要是指超物质利益的精神层面，如求知欲的满足，探幽索奇后的喜悦，历史经验的汲取，良知与历史使命感的培育等等。他说：“确实，尽管处在持续不断的生存危机中，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产生疑惑之时，我们都会反躬自问：西方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请读一读战前所写的那些文字吧，同样，也请读一读可能在将来会形成文字的今天人们的见解吧！”
        布洛赫认为历史之所以持续存在，就是因为它有“普遍永恒的魅力”。他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现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念，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布洛赫选择了史学，并且为此奉献一生，他认为“这就是所谓‘使命’和‘天职’”。布洛赫自我认定的“天职”，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史学的奉献，一是对社会的奉献。在“二战”期间，他作为历史学家，既拿起笔也拿起枪，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他未能看到自己上述书稿的出版，也未能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他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并且以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回荡千古的奉献之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er）不仅是布洛赫史学的志同道合者，而且又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亲密战友。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让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这里说的是史学研究最高境界，布洛赫可以说是已经进入这个境界的光辉榜样之一。
        在中国近百余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也有一批历史学家参与了创造历史，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吴晗、尹达、黎澍、刘大年……他们的一生同样体现出史学可贵的参与意识，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演变。所以我好几年以前即曾有感而言：“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