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这次检阅多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盛会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在京有关部门向大会推荐了242篇候选论文（其中104篇入选论文收入讨论会论文集，150万字）。在这200多篇论文中，没有一篇文章涉及到国外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述评。为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大会组委会特别约请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料学教学和研究的张注洪教授撰写。
    我想，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学者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现状关注甚少。有感于此，当年孜孜求学的我，就很渴望有人能及时将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现在当我读到张注洪、王晓秋教授主编的《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一书时，真有点喜出望外了。
    张注洪、王晓秋两位主编，都是我的老师。多年前，他们给我讲过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中日关系史研究。而近年来，与张老师交往更多一些。1999年盛夏，看到年逾70的老师戴着老花镜，手持放大镜，伏案校对书稿，我才知道，大约从1990年起，张注洪、王晓秋、徐万民等教授就着手编著一本《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对近50年来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做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总结和介绍，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点有用的东西。但限于学术著作出版难的现实，这部书稿被搁置7年之久，现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慧眼识珠，予以出版。我为张老师他们高兴，也为国内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庆幸。
    这本30万字的书中，作者着力探讨了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这一课题三个大问题：第一，为什么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状况要进行了解和历史考察？第二，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历史考察作出了哪些成绩？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三，在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状况所进行的了解和历史考察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我们还应作哪些努力？
    很多人对这个属于史学史范畴的课题存在着误解：只要掌握了熟练的外文，就可以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评述”一番。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见过的一些深谙外文的研究者，虽有志于研究国外中国近现代史述评这个课题，但不知从何处入手，即便触及这一课题，也往往容易限于翻译，鲜有评述。而原因就在于，要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需具备三方面的素质：一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要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二是要具备较好的史学史和史料学的基本训练，三是要有良好的外语基础。
    张注洪老师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历史系，在北京大学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中国现代史学史、中国现代史的理论问题等教学与研究工作。王晓秋和徐万民两位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日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程和当前状况都能及时掌握。从他们的治学道路和特点来看，担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课题--《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是我读完这本书后感受最大的一点。
    我是从事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编辑工作的，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史的史料收集整理很感兴趣。所以，拿到书后，我就从第二章《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开始读起。在“美国对中国现代史研究”一节中，作者就美国学者对中国的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等专题研究进行评述。评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美国人士在当时对中国所进行的实地考察，二是对有关专题研究和史料编撰形成的学术成果。
    作者认为：自五四以后，美国政府和学者来华人数的大量增加，亲自经历和专门研究的著述不断出现，在考察上述各个时期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成果前，先介绍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实地访问著作，譬如抗战时期，美国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来华访问是实地考察，写了大量的报道和论述，不仅向美国和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而且直接影响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作者认为，这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专业研究，但却为后来的抗战史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因此，作者介绍了《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太平洋事务》、《纽约时报》、《纽约先锋论坛报》等报道。这些经实地考察旋即写成报道的当代史料，都有亲睹、亲闻、亲历的特点，因而对抗战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原始史料价值。但是作者在介绍这些史料的时候，又要求读者对抗战史料进行鉴别和考证，务求真实可靠。
    与对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作出的评述相同，书中对前苏联及俄、日、英、法、德等国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状况也进行了评述。
    这样的评述，对我来说，非常实用，想来也会给国内学者提供便捷而大有益处的线索。我曾采访过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老人的秘书，读过司徒老人的回忆录《旅居美国七十年》。其中谈到罗斯福曾任安良堂法律顾问达10年之久及《排华法》的大致情况。那时我就想，1940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咨文国会请废《排华法》至1943年《排华法》被废除，固然与中美为抗击法西斯而缔结的《中美新约》的大背景有关，但是，他在洪门的经历及对华人的了解，是否会对这一决策出台有促进作用呢？要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关注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一时很难读到相关的材料。而在《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的“旅美华人史研究”一节中，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书中所介绍邝治中的《纽约唐人街--劳工与政治（193O-1950）》一书的观点，对我深有启发。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用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读毕全书，掩卷而思，深感作者用心良苦。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吸取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方法，对许多国内学者不熟悉的世界各国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关的报刊、学者、成果、机构，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并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出了公允、客观的评价。书中处处体现出他们对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重视，也体现出他们对这些史料所掌握的熟悉和全面程度。从史料到史论，脉络清晰，结构合理。
    在我看来，《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就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它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对久违校园的我来说，读了它，就等于补上了一门必修课，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渴望了解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状况的朋友们，不妨翻一翻它，想来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