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来临，当我们对历史学的前景做出种种美妙设想的时候，也许还应该反思一下中国史学的传统问题。原因很简单，对于任何一门学科，尤其是历史学来说，如果研究者对其基本传统和学术传承没有一个大体准确的认识，那么谈论学科发展和预测学科未来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有自己独特的传统，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明道的传统，也就是追求真理的传统，探索历史规律的传统。真正的史学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之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他们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清儒章学诚强调“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对离事而言理，即充分体现了史学在真理探索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高层次的史学活动，不但是严密的，而且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二是求真的传统。史学研究，就其直接目的而言，就是如实地揭示人类活动的基本轨迹，这决定了它必须将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重要基础。明儒王阳明曾提出“五经亦史”的重要论断，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言未必准确，但反映了中国史学注重史实，不空言义理的重要传统。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自序中明确指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暇，益以见其美”。说明史学研究的成果关系久远，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价值，因此，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基本原则。正因为史学尊重的是事实，讲究的是实证，所以历史上成功的著作，常被人冠以“实录”之美名。
        三是经世的传统。史学研究，与其说是面对过去，不如说是立足现在，面对未来，即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经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学问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庄严责任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史学历来具有浓郁的经世色彩，而且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资治通鉴”既是其重要目的，也使它和普通的远离政治的“小学”区别开来。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明确阐述了自己以史经世的学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这就是说，注意人伦日用，关注时代需要，是章学诚治史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以史经世的基本内容。正是经世的传统使史学在中国历代社会与政治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明道、求真、经世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中国史学世代相承的学术精神，从不同的侧面赋予了中国史学理性而充满活力的学术特色。而中国史学数千年来逐渐形成的这些宝贵精神传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研究如果不以明道为目的，史学家如果不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基本的理论问题，以繁琐考证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玑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概全，见小遗大，历史学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堕落为服务于陈年往事的工具。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史学家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缺乏对学术的必要尊重，脱离史实，游谈无根，空言“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慧为理，历史学也会丧失自己的精神传统，堕落为“玄学”。就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史学家如果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整理国故与服务现实简单对立，将不但会缺乏发展的余地，而且也会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反之，如果史学家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经世致用庸俗化为歌功颂德，用应时之作取代理性而严谨的科学探索，历史学就会堕落为“俗学”，也会丧失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