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余应求统计，在宋钦宗即位后的头三个月内，“凡用四宰相，九执政，列侍从者十余人”，他将其原因归结为“用人太易”。殊不知，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朋党之论的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矛盾和斗争所造成频繁的人事变动，反过来又严重地影响了最高统治集团对军国大计的决策。吏部侍郎程振对此有云：“柄臣不和，议论多，诏令轻改，失于事几。金人交兵半岁，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战之说未一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为非而止。”[5]（卷357）当时的宋廷出现这种局面是令人痛惜的，但明了了以上所述的情形之后，却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三
        宋钦宗在位不足一年半，而有关国是、学术、用人之党论，竟贯穿了宋钦宗在位期间的整整一年时间。其间，立足于北宋王朝所面临的危局，持论平实公允的官员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而像杨时那种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热衷于极端诡激之言行的论者却有着较大的影响力，甚而连宋钦宗也对其无可奈何。据《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七月，宋钦宗曾对滥赏旧党及其子孙导致聚讼纷纭颁下一诏，略云：“朕即位以来，广辟言路，台章交至，多至滥赏，因欲澄革，以除蠹弊，然岁月既久，干涉者众，真伪混淆，难以究治……况今边方驿骚，兵革未息，朕欲用楚子之言，安民和众以修武德，岂不美哉？”其中即可见宋廷内部狃于党论、宋钦宗在大敌当前欲专修“武德”而不能的无奈心情。
        那些极力为旧党正名的官僚士大夫，似乎也是着眼于宋王朝的长久统治来立论的。他们的活动，特别是揭露、批驳宋徽宗集团的活动，确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些人“积二十年抑郁不平之气，伸眉吐舌发于一日之间”，全然置灭种亡国的空前民族危机而不顾，始终沉溺在慷慨激昂的坐而论“道”当中，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因此，这些看似忠君爱国、实则大谬不然的举动在当时就受到过辛辣的讥刺：
        靖康初，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又禁销金。时皇弟肃王使虏，为其拘留未归，种师道欲击虏，而议和即定，纵其去，遂不讲防御之备。太学轻薄子为之诗曰：“不求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9]（卷中）
        能以此精辟、生动、切中要害的语言对当时的朝政进行概括者，决非什么“轻薄子”，而乃真正的有识之士；而那些慷慨激昂的极端论者，则是远不及这些“轻薄子”的。直到金完颜亮贞元三年（1155年），当身陷金国的北宋遗臣忆及宋钦宗靖康元年的朝政时，仍悲叹不已：“奈何斡离不退师之后，庙堂方争立党论，略无远谋。不争边境之虚实，方争立法之新旧；不辨军实之强弱，而辨党之正邪。……”[10]（后集）《宣和遗事》的作者，是将上述情形与“二圣之所以蒙尘于沙漠，九庙之所以沧辱于腥膻”作为因果关系来考虑的，足见当时的党论对北宋王朝的覆灭有何等重大的影响！
        其实，降至宣和，北宋王朝已经完全腐烂、分崩离析，即使没有金军的南下，赵姓江山的崩溃也已是指日可待。但是，靖康间的严重内耗毫无疑问也促成了北宋王朝的早日覆灭。因此，被南宋君臣引为亡国之耻的“靖康之难”虽是金兵所致，但北宋君臣的所作所为也是导致这一灾难的重要原因。北宋王朝的亡国悲剧毫无疑问为我们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特殊的政权结构、运作机制及其政治后果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参考文献】
        [l]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广州：广雅书局，光绪年间刻本。
        [2]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汪藻。靖康要录[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Z].北京：中华书局，1988.
        [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Z].北京：中华书局，1986.
        [7]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王明清。挥麈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9]庄绰。鸡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无名氏。宣和遗事[M].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