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我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白寿彝先生当时任系主任，从此在先生的领导和指导下学习；毕业工作后有时回校向老师请教，近20年又在老师直接领导下从事回族史工作，直到老师逝世，时间长达45年。
        蚂蚁找食蜜蜂采蜜
        1956年上半年，即我入学后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五四”青年节晚上，学校操场搭起高高的架子，上有用松枝编成的“向科学进军”5个大字。新团员入团宣誓后， 全场灯光熄灭，5个大字点燃，在夜空中燃烧，十分醒目。 适应这种形势或在这种大背景下，老师不断讲治学道理和方法，指导青年学子和青年教师。我记得《师大校刊》上登出老师的文章（或者是采访老师的记录），说要以“蚂蚁找食，蜜蜂采蜜”的精神收集史料，因为历史研究是靠史料说话的。我还记得老师说做学问要先搭起一座小房子，然后发展成建筑群。意思是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成名，但又要脚踏实地，不要东打西击。我把这些谈话剪下来贴在自己“杂志”本上，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去干校时连同其它一些东西（日记、信件等）都烧掉了，但老师的话仍记在心上。
        1959年毕业后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教世界中古史。按老师的教导到处收集资料，除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外，还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以及母校图书馆等处查阅资料，做卡片，不久积累的卡片成一大盒，用16开稿纸摘抄的资料积了一摞又一摞。在搞世界中古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阿拉伯史，而阿拉伯史的研究和教学又离不开伊斯兰教，因此我涉足伊斯兰研究领域，参加了吴晗主编的世界历史小丛书有关部分的编写工作。不久运动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放弃教学和研究，投入运动，以后又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我的小书《伊斯兰教史话》初版，送呈老师指教。老师向我讲了研究伊斯兰教的难度，我似是知难而转，将重点转移到了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最后定点为回族史。这是从外向内的大转换，教学研究工作重点的大转移，我必须从头收集资料。于是又以“蚂蚁找食，蜜蜂采蜜”的精神收集，又积累了许多，成为我的学术新财富，每当我向老师汇报我的某项工作成果时，老师总说：“资料做得不错”。1981 年我写的《回族史研究的四十年》（1940 -1980）是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送呈老师后，老师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上发表。1987年，我将整理成的《回族史研究生专业课阅读书籍一百种》（油印件）送呈老师。老师看后高兴地说：“目录学搞得不错”，还问我目录中吴乾就《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一书的具体情况，因为抗日战争期间老师在云南收集杜文秀起义资料时，和吴乾就有过学术上的交往和研讨。从1982年开始的《回族人物志》编写，分配给我的每个人物，我都先收集齐资料（就我所知和我能找到的）再动手写。此外还收集了一些资料，如西北马家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函（档案）、马邻翼的手迹等，也收入人物志的“附卷”之中。1997年5 月，老师打来电话，说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明代卷伊斯兰教部分不能用，嘱我重写一下，6千字，10天交稿。我接到任务，日夜兼程， 按时将稿交去。过了几天秘书打来电话，说“稿子白先生通过了。”顿了一下又说：“白先生很高兴。白先生说李先生手快。”我所以“手快”，除了把老师交来的任务当作排他性任务、全力完成以外，还由于手中有资料；没有平时资料的积累，别说10天交稿，连收集齐资料恐怕也有困难。1999年初，开始撰写老师分配我的《中国回回民族史》第一部分，3月下旬完成。 以后马寿千先生（马先生和我共同协助老师做这项工作）来信说：秘书“每天把你那部分给白先生念一、二段，白先生很满意，认为是‘资料库’。”
        所以能完成老师交的任务，是因为记住了老师的教诲，以“蚂蚁找食，蜜蜂采蜜”的毅力搜集、积累资料。
        “多写点，你这‘松’不就更‘茂’了吗！”
        1982年春，《回族人物志》编写工作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召开，老师讲了编写回族人物志的意义、进程和具体写法。分给我一些任务，我怕完不成，老师说：“多写点，你这‘松’不就更‘茂’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一开始，不会写人物传记。老师说：“人物传记和论文不同，不要议论过多。开头写一两句定性的话，末尾写几句（或一段）结论性的话。全文以叙事为主，但又要有重点，不能像流水帐。”又说：“有些人不易下结论、或目前还做不出结论，就先摆出事实。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写法。”老师特别强调唯物史观，说“要写出时代，写出时代特征，不可评价个人过高。”还说：“要用现代语言写，但人物不可现代化。”这些都成为我写人物传记的座右铭。
        1984年底，我收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聘书”。聘我为“回族人物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盖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公章，和所长老师的私章，以及老师的亲笔签字，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从此我又多了一些学习机会，除写稿外还参加会稿和审稿，还标点一些资料。到1992年《回族人物志》第四册（近代）完稿时，我写了该册中23卷的近6卷，完成了老师“多写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