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出版，我在前言中说：“这十年，我还在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师的领导和指导下，参加了《回族人物志》全四册的编写工作。这对我不止是回族史知识的学习，也是治学方法的训练。”我将1990年4 月第三册《回族人物志》会稿期间和老师的合影置于书前，作为这段学术行程的纪念。
        第四册《回族人物志》（近代）1992年完成，因故到1997年才出版。从1982年开始编写第一册，到1997 年全四册出齐， 共15 年时间。 1997年是老师的“米寿”（八十八岁），我写了《白寿彝先生关于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在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的刊物上发表。同年又写了《编写回族史学史的构想》，在老师主编的《史学史研究》中刊出。后文中我提出：回族史工作者不仅要学习《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和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的一系列著作，还要学习《白寿彝史学论集》，和老师主编的《史学概论》及老师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以提高回族史学界整体水平，把回族史研究推向前进。
        1998年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发来通知，命我写一篇白寿彝老师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文章，收入明年（1999年）老师的九十大寿庆寿文集。我以《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为题，按期完成，交到史学所。1999年4月26 日老师九十大寿寿庆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庆寿文集《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出版，我的文章收入其中。我翻阅目录，见回族史、伊斯兰教史只是老师学术活动的一个方面。老师在中国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诸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当时全部出齐、老师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则是老师学术成就的集大成。老师完成了等身著作，构筑成了自己的学术建筑群。我在庆寿文章中说：“一个人出点学术成果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出成果，并在多方面达到高水平。老师就是这样的人。”我庆贺老师的成就，作为学生也感到自豪。如果说我作为学生也写了一些东西，那和老师的指导分不开，和老师“多写点”的鼓励分不开。
        “没有一条坦易的路可走”
        老师在《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自序》中说：“学问的道路并没有一条坦易的路可走；……需要艰苦的努力。”老师走的正是这样的路。抗日战争开始后，老师说“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眷口东西地流浪着”。1939年初到达云南，着手收集杜文秀起义资料，校写成《咸同滇变传抄史料初集》，寄上海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书稿下落不明。后又集中精力校写，增加内容，成《咸同滇变见闻录》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那样的年代，没有现代化手段（如复印等），校写这些资料是辛苦的，而且只有老师这样有深厚史学功底的人，才能校勘这些史料。书在付印前，老师在《付印题记》中说：“本书稿本迭经患难。予于辗转流徙水火空袭之际，爱护每先。今当付印，予犹不胜其惴惴。”可见老师和这书稿本走过的不坦易的路。在云南，老师开始写《中国回教史》。他说：“1942年12月，因避日机轰炸，避居嵩明县的杨林镇。村居多暇，着手写《中国回教史》，成三章。苦于手头缺书，明清时期的部分没有法子写下去，也就搁笔了。此后辗转迁徙，已成三章，只有这一章（指《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保存下来。”可知老师在不坦易的路上坚持做学问。老师还善于抓住每一个间隙、机会作学问。1939年12月，在柳州候车赴云南的一个月时间，就近访问清真寺，成《柳州伊斯兰和马雄》一文，成为利用碑刻资料研究回族和伊斯兰史的范作，这当然更是在不坦易的路上作的。
        老师欣赏王国维治学三个境界的词，说“王国维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总主编《中国通史》的工作开始后，有家报社采访了老师，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题报道了老师开始的学术道路新长征。在聆听老师的多次谈话中，老师一再强调做学问要“坐得住”，说坐得住才能出东西。一次便谈中老师戏言：藏起来俩礼拜，谁也找不着，东西出来了。这是戏言，也是实情。像老师这样的人，社会兼职多，活动多，不设法坐下来是难以完成那样多的著作的。老师很好处理了社会活动和潜心著述的关系，以及多种学术工作间的协调。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卷题记中说：“本册从1983年六月十六日决定要写，七月四日开始动笔的，一直到今年十二月十二日完稿。这中间，开了不少大大小小的会，写了一些无法推脱的文章，还审阅、修改了《回族人物志》第一、二册。实际上写史学史的时间不到十个月。”“我总想排除一切干扰，在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我也有这样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毕竟太少了。”在同一书中老师又说：“治学大不易，课程开设也很难。既要扎实周密，又要勇于前进。”这话是1984年说的，和老师1948年在《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自序》中说的那段话：“学问的道路并没有一条坦易的路可走；……需要艰苦的努力”，是一致的。
        1999年4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庆祝老师九十华诞暨《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盛会，也是庆贺老师学术活动七十周年。七十年来，老师走过了不坦易的路，在这条路上不懈攀登，终于到达学术的光辉顶点。
        我达不到老师的水平，但学习老师的精神，在学术道路上不求一帆风顺，只求努力向前。
        无尽的思念
        2000年3月22日我得到消息，老师于3月21日晚与世长辞。顿时眼前一片空白。几经镇静之后，往事一件件呈现眼前：1955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时，老师40多岁，正当年富力强，是有名的史学家。除了在校刊上读老师谈治学的文章外（如上述），还常在全系会上听老师关于学术问题的讲话，如当时关于曹操的评价，厚今薄古的口号等；还和同学一起到老师家中，听老师讲学习历史的意义，老师侃侃而谈，成竹在胸。毕业工作后，因从事历史教学，仍注意读刊物上老师的文章，如《红旗》上《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历史科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及《新建设》上《谈史学遗产》等，指导自己工作。以后运动多了，我被抽去搞五反、四清，脱离教学、科研，就没读也没见到老师的文章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