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香港的社会功能与历史贡献
    当时，新四军为了有利于取得物资援助，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54)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有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目的是统一一切募捐，严格控制所有的类似的爱国捐献运动，并通过其特务线索控制南洋各地华侨的爱国捐献团体，企图使每一分钱都落在蒋介石的腰包里。他们的口号就是：“进行独立募捐就是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抗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主持会议，严厉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等错误观点，(55)鼓励各部门募捐。蒋介石还用各种手段威胁保卫中国同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和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和威胁。幸好，港英当局对“保盟”不错，“虽监视我们，但不妨碍我们的工作”。(56)这样，尽管国民党“口头上赞成民族抗战事业，实际上却在进行阻挠和破坏”，开展工作的压力在香港依然存在，但“至少我们还能在那里为解放区收集战时救济物品，进行通讯和出版工作”。(57)
    “保盟”遵照创办宗旨，成立伊始积极开展活动。宋庆龄和“保盟”的工作在香港民众中反响非常大。1938年8月，香港九龙深水(埗)的瓜菜小贩开始“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随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0月，香港同胞发起为抗战捐募寒衣活动，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其他赈济团体、学生界则举行赠旗募款、采购寒衣及防毒面具等活动。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师傅，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港币4000余元购买了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58)
    宋庆龄呼吁国际友人捐赠，“因为中国贫困，中国的士兵缺少武器，穿不暖，吃不饱却走上战场”。(59)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响应，举办各种集会以千计，印制数百万份宣传中国抗战的传单和宣传品，通过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并一次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援华组织还捐赠许多医疗设备和药品，通过“保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多所国际和平医院。援华组织在运送援华物资时，坚持一定要把国民党战场和敌后战场并重，并尽可能更多地提供给敌后战场。但这一要求当然不会为国民党所接受。(60)当时边区医疗工作很困难，西药及手术设备很缺乏。“保盟”一方面介绍医务干部前去，如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印度人柯棣华大夫等。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种支援，就是医药物资的支援，输送当时伤病员极需要的药物，如消炎剂、破伤风血清、奎宁、各种疫苗等，以及各种手术设备、化验设备，大批担架、毛毯、被服等。尽管困难重重，保卫中国同盟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进行了巨大支援。
    在宋庆龄的多方努力下，“保盟”成立仅一年，就收到各国捐款达到25万港币。(61)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保盟”又收到16.3万余元的港币捐款。(62)“保盟”仿效美、英等国，于1941年5月发起“一碗饭运动”，到9月初结束时，出售餐券和捐款共收入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国币。(63)国际上捐赠给“保盟”的款物，除了少数由捐助者指定对象外，大部分由宋庆龄全权做主拨给最迫切需要捐助的抗日根据地。(64)“保盟”还全力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到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为止，“短短两年间，中国工合接受国外华侨和国际人士的捐款2000余万，全部支援了中共”。(65)“保盟”和工合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壁垒、支持长期抗战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6)
    宋庆龄曾要求“保盟”的各种活动都要符合原则，也就是，“援助不受政治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这样，共产党支配的地区也包括在受援范围之内。……‘保盟’执行这一方针未久，便被一些人认为它是专门援助红色分子的组织”。(67)因此，“保盟”有时就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装运，1939年冬，从图云关运送10吨较贵重的医疗器材、药品抵达延安。(68)虽然香港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非常便利于向海外呼吁、与海外联系以及募集救济物资，但是把这些东西送到物资匮乏的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这问题在1940年以后显得特别严重，那时，国民党几次掀起反共高潮并封锁边区，日军又切断了中国与越南的交通，支援工作越来越困难。有一次，英美友人送给共产党4卡车最迫切需要的救命药品和贵重的外科器械，当这批物资运到陕西三原国民党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上时，却受到阻拦。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斗争，最终无效，那些救济品连一盎司都没有到达延安。(69)不过，后来有人发现这些药品在西安黑市出售。尽管如此，保卫中国同盟仍然想尽一切办法，给边区和游击区送去了物资。(70)
    保卫中国同盟在西摩道设了一个办事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迁渝办公。宋庆龄将“保盟”的办公费用控制在资金收入的5％以下，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实处。同时，每收到一笔捐款，不论数目大小，她都亲自在收据上签字，(71)以为征信。“保盟”实质上是一个联络委员会，直接介绍中国内地的实情和需要，然后从海外得到相应的支援。它是在一个“以英国殖民地为背景的地方，由中国的爱国者和外国的进步分子所组成的、唯一无可匹敌的混合体”。(72)经过连续几年的努力，“保盟”在香港开辟了抗日救济工作的新局面：与美、英、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援华团体和东南亚、南洋的华侨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各类捐款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抗日前线；“保盟”的《新闻通讯》和《华商报》等出版物深受海外读者的欢迎，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册上升到2500册。(73)
    “保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地得到应用”(74)。它“完全是做救济工作的。它筹集到的救济款物成为共产党控制地区主要的外部供应来源”(75)。而经济和医药援助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76)“保盟”的活动在实际上将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条国际统一战线，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保卫世界和平有着重要意义。“保盟”在香港的3年半中做了大量募捐工作，筹集了几十万元，折合美金18.85万元(当时一个士兵的月饷约为50美分；1美元可供3个孤儿作一个月的生活费)，其中绝大部分用以购买药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甚至新四军成立时的通讯设备也是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助成的。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共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