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保盟”是宋庆龄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并领导的许多团体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组织，为中共军队的扩建、壮大，对受灾人民的救济和妇女儿童的福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从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保卫中国同盟收到的现款总数为：国币810879.93元、港币185640.11元、美元54437.65元、英镑3417镑8先令9便士、3059.15加拿大元、1032.32比索、38.75西班牙比塞塔、7荷兰盾。加上大量的物资，如X光机、显微镜、各科手术器械、理疗设备、医学教科书、各种药品、敷料、毛毯、衣服、奶粉、维生素、罐头食品等等。(101)1941—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医疗工作、儿童、西北计划、河南灾民救济项目款额达165.3万美元、2.15亿元法币。其中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有65万美元和1.7亿多元法币。(102)除“保盟”自身运行必需的开支外，全部支援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另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到1947年，“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解放区支援钱款折合约22亿元法币，(103)各种医药物资不计其数。尽管由于日久年深，大量药品和物资、钱财至今也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数据，具体数字上难免有细微出入，但不难看出，“保盟”对中共援助的数目之大。此外，“保盟”还联系提供了专业的医疗技术人员，如众所周知的白求恩、柯棣华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保盟”派驻延安的马海德大夫，以及著名的国际援华医疗纵队等，帮助中共建立完善了一整套设施较为齐备的医疗体系。
    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盟”成功地扮演了连接中国抗日军民和国际社会捐赠者之间的桥梁角色，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中国抗战的顺利进行。“保盟”在没有硝烟的无形战场上艰苦卓绝地奋斗，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其历史作用不可抹杀。另一方面，“保盟”是宋庆龄特殊地位的一个产物，也是她和中共精诚合作的产物，“只有党，没有她不行，只有她，没有党也不行”。(104)“保盟”作为抗战年代的一个特殊社团，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背景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其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有：一、宋庆龄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以及特殊的身份地位，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使“保盟”赢得了国内外支持和援助；二、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保盟”的不少成员甚至包括宋庆龄的秘书都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对“保盟”也一直非常重视；三、“保盟”处在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后期在重庆则充分利用各种政治外交力量来抵御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宋庆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
    注释：
    ①吴大琨：《孤岛上的“保卫中国同盟”》，《群言》1987年第8期；《我参加抗日救国工作的经过》，《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许乃波：《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宋庆龄》，《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爱泼斯坦：《对〈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宋庆龄〉一文的补充说明》，《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爱泼斯坦：《追本溯源话“保盟”》，《今日中国》1998年第6期。
    ②如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述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尚明轩：《宋庆龄与抗日战争》，《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王俊彦：《“保卫中国同盟时期”宋庆龄与宋子文的姐弟情》，《海内与海外》2004年第7期；李重华：《从“保盟”〈通讯〉看抗战时期的宋庆龄》，《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及拙文《抗战时期的宋庆龄和蒋介石——兼论保卫中国同盟》，《2007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珠海书院、台湾政治大学2008年版。此外，多个版本的宋庆龄传记中也有论及。
    ③林影：《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丁俊萍：《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宣传工作》，《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④参见顾一群：《王礼锡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王氏曾参与组织全英援华会，并担任副会长。
    ⑤《各国援助中国运动突飞猛进》，《救国时报》1937年11月21日。
    ⑥《援华运动弥漫全世界》，《救国时报》1938年1月5日。
    ⑦《新华日报》，1938年7月20日。
    ⑧《广东银行暹罗分行为旅暹侨胞捐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事致总行函》，广东银行档案Q65－3－52；《广东银行为旅侨捐款收款人系廖承志需查明来往公函》，广东银行档案Q65－3－51；《广东银行杂件》，广东银行档案Q65－3－45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⑨爱泼斯坦：《情深意长话当年》，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7年第3期，第2－3页；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沈苏儒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沈苏儒等译，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⑩王远明主编《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11)［英］弗雷特·厄特利：《蒙难的中国——国民党战区纪行》，唐亮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2)连贯：《痛悼廖承志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17日，第4版；连贯：《我所敬佩的廖公》，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13)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4)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第2版。
    (15)［英］詹姆斯·贝特兰：《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何大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8页。
    (16)傅绍昌、唐慧娟：《携手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战友——宋庆龄与潘汉年》，宋庆龄陵园编《宋庆龄与中国名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17)《申报》，1932年8月29、30日，9月1日。
    (18)《申报》，1934年3月27日。
    (19)李云：《三十年代在庆龄同志身边工作两年》，《解放日报》1981年5月23日。
    (20)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71页。
    (21)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22)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77—78页。
    (23)［新］詹姆斯·贝特兰：《“保盟”的早期岁月》，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五十年》，内部资料，第88页；邓广殷：《我的父亲邓文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24)《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第2页。
    (25)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26)［新］詹姆斯·贝特兰：《“保盟”的早期岁月》，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90页。
    (27)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441页；蔡建国：《廖公和蔡元培》，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