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们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应该怎样发展？一种答案是：同国际史学接轨、对话，像发达国家史学家那样从事世界史研究。另一种答案是：吸收国际史学研究的营养，根据中国的需要来发展世界史学科。
    第一种答案无疑包含着合理的成份。只要是历史学学科，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都必须服从这个学科的一些固有规则。比如凭史料说话；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凡史学研究成果，则必须或者观点新，或者材料新，或者方法新，或者观点材料方法都新。在实践这些规则方面，国际史学界早已有了一大批大师和名作，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要在总体上达到那样的高度，尚需艰苦的奋斗。在这些方面争取同国际史学接轨，对话，完全是应该的。这体现出学术研究超越国界的普遍特点。
    但是，如果说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规则是超越国界的话，那么，学术研究的目的却往往受到研究者所在国家、社会的某些需要的影响。很多人都同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看法。这里的“当代”，既是整个人类同处的大时代，又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学术研究的目的，既受到整个人类的共同需要的影响，比如，今天整个人类都要和平与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促使很多史学工作者研究这些问题；又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人类的特殊需要的影响。如正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史学工作者往往会注重对历史上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正在追求民主法制的国家，史学工作者往往会注重对历史上的民主法制问题的研究。总之，不同的社会环境往往决定了不同的学术研究目的，不同的学术研究目的，决定了不同的研究重点。而研究重点的不同，则可能导致彼此间对话的困难。如专门搞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研究的人，就不太容易同专门搞古希腊妇女问题研究的人对话。专门研究妇女问题的人，就不太容易同专门研究海盗问题的人对话。
    另外，历史学本身的发展也是有阶段的。这些阶段的差异由史料的挖掘和积累，史学队伍的延续和发展，不同史学流派的演变等等所决定。不同国家和地区史学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导致彼此间对话的困难。而这种发展阶段的差异，往往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消除。起步较晚、研究条件较差的一方如果一味追求同起步较早、研究条件较好的一方在所有方面的对话，总体上恐怕既赶不上对方的步伐，又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到头来什么都不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有着同西方很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她在现阶段有着同西方很不一样的发展目标。而这就必然要导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点同西方史学研究重点的差异。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历史很短，较有成就的发展也才20来年，资料、语言的障碍很难在较短期间内消除。这也决定了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同西方史学的全面对话或接轨作为我们的基本发展目标。
    第二种答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许是比较可行的。
    了解中国世界史学科史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学科是同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19世纪，救亡图存，开眼看世界的需要，让中国人真正开始了以研究的态度对外国历史的关注（这是同古代人对外国的关注不同的）；本世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的需要使世界史形成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世界史学科蓬勃发展。今天，当我们进入新世纪，展望学科的发展时，首先最深切感受到的仍然是：我们是站立在中国的土地上；满足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对世界史学科的需要，仍然是我们世界史工作者最基本的任务。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什么需要世界史学科呢？首先，就像对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的了解成为国民适应现代社会的必要前提一样，对世界历史基本知识的了解，也将成为同样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了解世界的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的现在，从而更好地适应这个世界，并且改造这个世界。其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将比过去更加全方位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同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关系将加深入，这就要求我们对它们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另外，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现代化、国家治理等等方面的无数的经验教训，都应当而且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最后，同整个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一样，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当然离不开世界史学科。世界历史知识将为人们理性和情感的自由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为人们形成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提供精神食粮。
    中国发展对世界史学科的上述需要，要求我们在新的世纪里向社会提供具有学术性、时代性和普及性的作品。
    学术性是学术作品的生命。一篇世界史论文，一本世界史专著，必须或者向读者提供别人没有提出过的能自圆其说的观点，或者向读者提供别人没有挖掘出来的史料；总之，必须提供新的、有学术价值的信息。目前，我们有很多作品是有学术性的，有些学术性还很强，但没有学术性的东西也不少。尤其值得忧虑的是，抄袭剽窃之作，平庸乏味之作，大有泛滥之势。制约学术性提高的重要客观因素则是原始史料的匮乏。这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瓶颈。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该以高尚的学德，严肃的学风，严谨的学问，全力维护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生命。我们不但要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确立坚实的学术地位，还要在国际世界史学界树立起有影响、有特色的学术地位。世界史学科的特点，要求我们在语言、材料、理论、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做更多的努力，以弥补目前的不足。在提高学术质量方面，国外丰富的史学资料，不同的史学流派，众多的大家名作，活跃的学术交流，都是供我们吸取的营养源泉。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只要割断了同国际史学界的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质量。
    时代性即现实性，就是具有学术质量的作品能为当代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迪。当然不必要也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世界史专业论著都具有时代性，但我们应该有更多更好的具有时代性的世界史学术论著。历史与现实从来就是息息相关的。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至今还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中国有着独特的人口、地理、资源环境；中国面临着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学者，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为实现祖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怀着这样的愿望，我们可以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找到许多能够对中国的发展有启迪意义的问题加以研究。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国和西方前资本主义社会延续时间长短问题的比较研究，民主和专制问题的研究，社会调控问题的研究，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等等，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另外，中国已经打破了数千年的封闭，已经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同整个世界连成一体。在很多方面，世界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如前面已指出过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当今的世界，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忧患。我们的世界史工作者要有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当然同时也要有对整个人类的责任心。责任心驱使我们去关注现实，发现问题；更驱使我们去从历史中寻找问题的答案。从活生生的现实中获得动力和灵感，再在浩瀚的史料中艰苦地求索，最终的成果就有可能闪烁思想之光，洋溢真诚情感，饱含学术功力，从而成为上乘之作，大家之作。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时代性可能是中国世界史学科展示其学术和社会价值，显示其优越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同国际史学界相比，同国内中国史学界相比，我们世界史学科在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利用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严重的先天不足。我们一方面要以最大的努力克服这方面的弱势，另一方面则应该以自身的时代性来显现自身的优势。何况经世致用本来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在新的时代、新的领域里将它发扬光大。
    普及性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专业层次。世界历史中的许多领域的基本情况至今尚不为中国世界史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所知。比如，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而把这些基本情况包括进他们的知识框架之中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即使从专业研究角度看，对它们的了解，也正是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例如，对妇女问题感兴趣的人，如果能有关于历史上世界各地妇女问题比较多而全面的知识，那么他的视野就要开阔得多，对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的选择也要容易一些。用中文对这些领域的基本史实、国际史学界在这些领域研究的基本情况加以描述、介绍，或者在这些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尽管不能算作深入的研究，但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特点——受到比较严重的语言和资料限制——看，仍然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因为它毕竟提供了新的、基础性的、必要的知识。在某一阶段，它们甚至比在某些小问题上的深入研究更有必要。举例说，在大多数专业人员（指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对英国议会制度的基本情况没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是向他们提供关于英国议会的比较系统全面的知识要紧，还是去考证某一次议会辩论中的一个细节要紧？有些人看不起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里的这种介绍、描述性的工作，原因之一恐怕是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特点缺乏了解。当然，介绍、描述工作不应该永无止境。
    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层次。就是面向整个社会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的人的普及。这些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本身的学术发展充满了成就，但社会影响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传统和灿烂文化，又走进了世界大家庭的大国，对世界史知识的需求，决不应当局限于今天这样的程度。造成今天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世界史知识在整个社会的普及工作做得不够。社会对世界史了解不够，自然就不会很重视。自然科学的普及读物一直倍受欢迎，多少著名的科学家在满腔热情地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史工作者们不能做更多的普及工作呢？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普及性园地，包括文字的、影像的和声响的等等，应有更多更好的普及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