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晚，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这是他逃亡以来第一次对政变公开发表意见。（注：本节所引康有为的谈话内容来自以下两个文本：《戊戌变法》第3册，第499-513页；《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410-415页。）在采访中，康有为首先抨击太后固执专权，虚耗军费，任用阉宦，并且公开了皇帝与太后的矛盾。其次，他较详细地介绍了新政的情况，着重叙述了自己被皇帝启用的经过，解释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肯定了光绪对维新的支持态度。这是在反驳9月27日诏书中对他“学术乖僻”的指责。而强调皇帝的信任旨在表明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第三，康有为应记者的要求谈到了政变的原因。他说，怀塔布、李鸿章和敬信分别被光绪皇帝免职后，一起去跪求太后帮助；随后他们又到天津找太后的亲信荣禄设法，这些是政变的肇因。这时，“谣言很甚，说皇上打算废黜太后，因此太后决定让荣禄发难，先发制人，当时正是九月十四号或十五号”（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499-513页。）。此处关于政变原因的说法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更，康有为这次谈话沿用了11天前的思路，肯定太后和皇帝的矛盾是政变发生的大背景，并在抨击西太后时重提曾与英国领事谈到的变服饰和皇帝咒骂太后两事。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变原因的问题时却指称是西太后、荣禄、怀塔布、李鸿章和敬信等人策划和发动了政变，而且连政变阴谋的时间都已经确定为9月14号或15号。不过康有为对此也还不是特别地肯定，他推测，“荣禄乃太后素所宠眷，其足以动听，或由于此”（注：《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410-415页。）。这些改变并不表明他完全放弃了从前的意见，而是针对当时现实所作的修改。康有为事先应该已经得知自己“究约乱党谋围颐和园”的罪名，因此，指太后荣禄欲先下手的新说显然是以攻为守：新党没有所谓阴谋，反而是旧党有政变的阴谋。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时间表，9月14日这一天旧党已经决定进行政变，可是同一天光绪刚刚命袁世凯进京陛见，即使有所谓“谋围颐和园”的计划，在时间上也晚于旧党的阴谋，成为被动应对“意外之变”的无奈之举。不管是9月25日还是10月6日，康有为关于他自身启用的情况介绍得较为详细，对于政变原因的解释却含混不清，游移不定。这种反差只能说明他对政变原因的思考还没有成熟。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相同的时间内对政变的原因也进行了思考。政变发生后他得到日本人的救助脱离险境，乘坐日舰大岛号逃亡东瀛。当时国内的政局尚不明朗，但是形势严峻，梁必须对政变的前因后果和自己未来的行动进行思考。梁启超对于所从事的维新事业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从日本政府的援救行动中看到一线希望，期望“同文同种”的日本会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出面干预，帮助光绪复辟。所以梁启超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是游说日本政府。在古风《去国行》中，他明确表示了寻求外援的愿望：“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覆巢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这个游说行动在途中就已经开始。1898年9月27日，他在大岛号上致信当时尚在访华的伊藤博文和林权助代理公使，请求日本联合英美等国出面保护，救出光绪，且强调“今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已如彼囊中之物”，而“女后及满洲党死心塌地愿为俄人之奴隶”，如果中国不能得到帮助，后果不堪设想。（注：此处依据狭间直树的研究，见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1898年10月，康梁师徒先后抵达日本，游说日本政界人士成为他们此时的主要活动。康有为篡改了光绪的密诏，宣称自己“奉诏求救”（注：此处依据汤志钧的研究，见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9-53页。），公开呼吁英日等国援救光绪皇帝；同时，他和梁启超都曾求见日本新任首相山县有朋（注：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第220-222页。），多次与日本政要近卫笃麿公爵举行秘密会谈，恳求日本出手相救（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1期，1990年11月。）。这一类游说努力在康有为滞留日本期间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注：离开日本之前，康梁仍设法与日本政要会谈。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在游说行动中，介绍国内新政是一个重要内容，而政变的原因更不可忽略。在逃亡期间，梁启超对于政变的原因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10月26日，梁启超和王照上书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它在基本沿用致伊藤博文书的思路的同时又作了一些改变，政变的原因是重点交代的问题之一，虽然《戊戌政变记》还没有写成，但是“政变总原因”在此时已然成型。其中说到：
        “敝国此次之变，其原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俄）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英日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政变是因为代表新旧两种力量的皇帝和太后之间的斗争，可是“皇帝虽在位二十四载，而于君主应享之权利，实未尝一日能享之也”。而且，“皇上年既渐长，而外患亦日深。数年以来，屡思发愤改革，皆见制于西后。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此历年以来西后夺权之实情也。”“去年以来，胶湾诸港相继割弃，于是康先生……极陈若不改革则国必不立……于是皇上变法之意益决，于四月二十三日大誓群臣，宣改革之意；于同月二十七日召见康先生，询变法之略……康先生因进呈《日本变政记》二十卷……皇上见之，益信改革之可以成就，将次第举行。而满洲诸大臣以为变法不利于己，共思藉西后之力以阻挠之。其满洲大臣之最奸雄者，则荣禄为首也。彼等思阻挠变法，非废立皇上不可，因与西后定议，命荣禄出为直隶总督，节制北洋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之三军，而定期于九月协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其意盖欲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也。”（注：《明治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日本外务省档案》，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MT-16143，第427-492页。）
        与康有为在香港的谈话相比，梁启超对于政变原因的分析更加完整清晰。西太后与光绪的公私观点的矛盾对立继续被强化为政变的主因。但与康有为的谈话不同，梁对政变直接原因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存在“九月胁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的阴谋。“及七月，其谋为皇上所觉察，因坚持不肯巡幸天津之议。又于北洋三将之中，特召袁世凯入京，赏以侍郎，待以优礼，激以忠义，冀其有事可以保护；又赐密诏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令其设法保护，以冀免于难，不意其事遽为西后、荣禄之所疑。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故诬以篡逆之罪名，罪及党类……祸至今日，不堪问矣！”（注：《明治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日本外务省档案》，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MT-16143，第427-492页。）接着，梁启超指出光绪皇帝与西后无法“合体”（和解），而凭国内力量讨伐西后又很困难；希望日本政府帮助中国，阻止西太后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