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申辩的第二条思路着力于“立”，即说明政变的发生另有原因，与新政无关。第一条办法固然持论正大，但是也容易纠缠不清；第二个说法则是釜底抽薪，更易于见效。这个办法另有一个长处，即康梁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局中人”的优势，获取发言的优势地位。关键在“立”什么。康梁对于政变的原因的认识不尽相同，这时候经过协调，决定在公开场合统一口径，以梁启超《上大隈重信书》中的说法来回应。当近卫公爵批评康有为新政过于激进导致政变发生时，康有为的回答是：
        敝国此次政变，非如阁下所言，是由今春改革之所致。西太后担心我皇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以英明能干之才厉行改革，刷新旧习，将对自身不利。而且皇上有驱逐佞人宦官李莲英之意。李为安全计，暗中向太后谗言中伤，挑弄帝后之间的是非，致使二者感情日益恶化。再加上满人贵族荣禄受太后之宠，前恭亲王奕在世之时，尚能保持朝廷各派之均等势力，形成中心人物。但自亲王逝后，荣禄则取其位而代之。包藏祸心，驱逐长老，独揽政权，专横跋扈……同时，又令董福祥之部队一万四五千人自甘肃省来直，托演习之名诱皇上阅兵，企图借兵力威胁皇上退位……政变后之我国，实际上，荣禄及宦官李莲英结合担当保护之任的董福祥，以扩张太后派的势力。（注：见彭泽周《由近卫日记看康有为的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
        这样做是当时最适合的选择。第一，梁启超的意见已经为日本政要所知悉，而且日本的《东邦协会报》已经于10月30日公开发表了梁的这封上书，再作大的改动无疑是画蛇添足。第二，梁启超对政变原因的分析与康有为有共同之处，但是比康说更为系统，并且能够比较有力地反驳时人的批评。康梁都强调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既是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又是守旧与维新的对立，并且对立双方中太后强皇帝弱，政变的发生不可避免。不过梁说更加严密，他指出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是一个历史进程，双方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而且日趋激化，以致太后早在光绪二十年就有了废立的阴谋，并且最终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决定实行废立。西太后大权在握，反对维新，且有朝中多数满汉大臣支持，在双方客观力量对比中占据绝对优势，这使得太后的阴谋随时可能得逞。于是通过组织和披露宫廷内幕，梁启超强调，皇帝的废立与否完全取决于太后，与新政无关。而且梁启超在《上大隈重信书》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废立阴谋的时间表，有利于使新政与政变摆脱干系。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慈禧太后的废立阴谋决定于1898年6月10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而不是先前康有为于10月6日所说的9月14日或15日。6月10日这天康有为还没有见到光绪皇帝（次日他才获召见），体现其主张的新政措施还没有颁布实行。既然废立阴谋决定在新政之前，并且有绝对的成算，那么康有为改革方案激进与否就同政变没有关系，进一步的推论就是所谓变法过于急激导致政变发生的观点不能成立。
        梁启超的这一陈述有合乎史实之处，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确有不和，戊戌新政的失败确实反映新旧力量的矛盾。而且梁启超立意巧妙，从皇室内幕和权力斗争等因素来说明政变的原因，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易于得到世人的承认，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线索。但是这个“政变原因”说并不完全符合史实。第一，此说的基础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之间愈演愈烈、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光绪和慈禧个人之间也许有不睦之处，但是现有的研究表明帝后之间的矛盾被康梁夸大了。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慈禧光绪母子还是一致的，至少戊戌新政的主要措施都是他们一起决定的。（注：参阅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697页。）而且康梁曝光慈禧母子不和内幕在自己人中间就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王照就大不以为然。（注：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梁启超的“天津阅兵行废立”说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梁氏称天津阅兵废立阴谋在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就已确定，但是西后既然大权在握，而且决心废黜光绪，在北京就可得逞（后来的政变就是如此），又何必兴师动众，远赴天津动手？对此不通情理之处，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注：当时人的批评可见《与康有为书》，《亚东时报》第5号，1899年1月31日；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336页。后人的研究可参阅黄彰健《戊戌变法并非袁世凯告密》，《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年版，第499-531页。）据后来的研究，有多重证据表明，此说为康梁的虚构，而非确讯。至少从时间上说梁启超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决定天津阅兵的时间是戊戌七月初八日，而不是梁所称的四月二十七日。而且在决定天津阅兵之时，光绪与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到决定废立的地步。（注：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康梁师徒此刻正急于让国人和日本政府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各界人士的批评源于他们对于新政和政变情况了解太少。第一，批评者不是政变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无缘了解内情。第二，各种刊物也不知道真相，用道听途说的消息误导了读者。但尽管他们积极向报章投稿，在日本人的刊物发表文章却有相当的难度。这不仅是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且由于康梁的特殊身份，他们的文章刊载之后报馆自身会受到批评。（注：如《东亚时论》刊登梁启超的文章后即受到了压力，见彭泽周《由近卫日记看康有为的滞日问题》，台北，《大陆杂志》第81卷第6期，1990年11月。）日本人办的《东亚时论》和《亚东时报》均刊发过梁启超的文章，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国内的报馆此时处境艰难，即使封禁报馆的命令不曾发出，以现实情况论也不便于公开发表康梁的文章。与康梁关系密切的《知新报》势单力孤，又远在澳门，发表文章周折甚多，调度不很方便。因此创办自己的报刊理所当然，《清议报》便在这时候开始筹办。他们并不缺乏办报的资金，同时因为有三年前《时务报》的成功经验，梁启超对办报一事已是驾轻就熟，所以报纸的创办过程还比较顺利。（注：梁启超：《与惠仙书》（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9页。）
        申辩口径既定，宣传工具也准备就绪，梁启超大约于1898年11月开始编撰《戊戌政变记》，系统地阐述政变的“原委”。这也是简便易行的，因为只要将《上大隈重信书》的有关内容加以扩展就行。关于政变的总原因，该书第三篇《政变前记》曰：“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注：《戊戌政变记》，第69页。）其具体内容与《上大隈重信书》的有关论述基本一致。它们不仅在字词和语句方面存在雷同，而且在基本观点上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信中简明扼要的叙述演变成了《戊戌政变记》书中基本的构架。比如，信中所说的政变原因有“四端”、“两派”，在书中就发展成独立的两卷--《废立始末记》和《政变前记》。记述帝后之争的一段话更成为《废立始末记》的结构框架。第二篇第一章“西后虐待皇上情形”即从“皇上本非西后亲生之子，当其立之时，不过拥为虚名。而西后自专朝政，皇上虽在位二十四载，而于君主应享之权利，实未尝一日能享之也”一段话扩展而来。同篇第二章的思路取自“皇上年既渐长……此历年以来西后夺权之实情也”。而“然使既夺其权而能举其职，则亦何伤……自此以往，更无敢言者矣”这一段铺排成了第三章“戊戌废立详记”。而且，这种相同之处并不只存在于政变的原因这一方面。由此不难判断，《戊戌政变记》实际由《上日本外务大世大隈重信书》敷衍铺排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