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史学会主办，北京大学历史系承办的“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4月15-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 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世界史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的一次大会。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张椿年先生和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武寅女士主持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致开幕词，首都师大名誉校长齐世荣先生，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先生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来自全国各地四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老一辈著名学者和中青年学术骨干以及来自《世界历史》、《历史教学》、《光明日报》和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界的同志共计一百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依照国际惯例，打破讨论主题与讨论地点的限制，与会学者自由参加分组讨论，就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发言。在历时两天的会议中，先后进行了24场讨论，每位学者都提交了论文，并参与了相关问题的讨论。讨论主题涵盖了世界史研究的各个领域。
    与会学者大都从本专业研究领域出发，对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进行了认真的回顾与总结。一般认为，本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可分为三阶段：解放前属初创阶段，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为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成果最为丰硕，特别是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和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为标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史观和解释体系，有了自己的立足点。
    但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社科院世界史所沈永兴指出，科研成果应该有更大突破，史学理论与实际要有更紧密的结合；世界史知识也需要有更广泛的普及，要形成学派，使研究局面更加繁荣。为加强学科建设，使新世纪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更上一层楼，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拓宽研究取向和领域，重视当代史，面向大众。
    当代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变革时代的新问题、新现象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新视角和广阔的空间。在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社会实践之间找到契合点，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历史解释和借鉴，是世界史研究者迫切的任务。许多学者强调要加强对世界当代史的研究。
    南开的张象对当代史的定义进行了界定，认为世界当代史学科已被学术界公认，在我国已有了基本建设，但还要多培养创新的通古今之变的人才。世界史所周荣耀认为，历史研究不是为历史本身，而是为了今天，不应割裂当代史。世界史研究的内容与当代问题不可分割，不懂三十年战争，就不懂雅尔塔体系；不懂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学，就不懂当代国际政治。国际问题领域中好的著作，大多有较深历史功底，否则就陷于空泛，缺乏说服力。那么，什么是当代史？当代史与国际问题研究有何区别？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认为，应抓住时代本质，定位于“时代”的历史。他引用巴勒克拉夫的观点，认为一个时代的基本问题和性质与当代社会基本相同，就是当代史，当代史是中长时段的思考，而国际问题研究是现时的，政策性研究。首都师大徐蓝指出，认为当代史缺乏历史感是偏颇的，历史感不限于长时段。当代史学科地位已经确立，应加强研究。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直是当代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北师大张宏毅提出加强对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研究。世界史所吴恩远强调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他认为，从理论上，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差别。它对当今欧洲社会有很大影响，欧盟十五国中，有十三个半是社民党掌权。在苏东剧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研究，既有学术性，又有现实性。北大何顺果强调了对高科技革命的研究，因为它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国际竞争中力量平衡的砝码，观察未来人类社会走向的指示器。它既是一个历史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未来学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北大许平提出，应从全球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国际关系，从社会变迁角度研究20世纪西方社会的变化。例如，政治运行机制的变化，社会分层中的新中产阶级问题、社会思潮的流变和社会生活的变迁等。
    华东师大余伟民发言题目是对20世纪史研究范式的理论思考。他认为，总体性研究是20世纪研究的总趋势，应以对结构的研究取代对过程的描述。要确立“世界体系”这一概念的中心地位，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本质运动，视为世界体系结构的变化；将世界整体化的发展与民族主义的矛盾，视为世界体系结构的基本矛盾。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谈了对拓宽研究领域的体会。河南大学阎照祥认为社会史应是世界史研究的突破口。山东师大陈海宏提出要加强军事史的研究。华东师大李宏图提出，史学研究不仅要关注现实的社会运动，也要面向变革的主体--人民大众，应以“人”为中心，以人文关怀为宗旨，构筑人类精神家园。北大包茂宏介绍的环境史，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浙大吕一民介绍的知识分子史，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社会作用，他们都吸取了国外的最新成果，都是人文取向的体现，值得重视。
    二、深入探讨研究范式，建立真正的世界史。
    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的灵魂，北师大刘北成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范式转变作了一番梳理。他认为，这20年来，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以刘宗绪、金重远先生为代表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范式，现已成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的主流，主要体现在中学课本中。二是现代化理论，钱乘旦最早系统介绍，罗荣渠先生在理论上有突破，并取得很大成果。三是世界体系范式，以吴于廑先生为代表，突破单线论，重视横向联系。这三种研究范式的形成，都与时代主旋律有关，也都有可商榷之处。这一梳理引起了到会学者很大兴趣。
    学者们对世界史理论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必须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到会学者的共识，北大高岱、郑家馨介绍的对马克思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的研究，北大高毅、何顺果关于世界近现代史分期的发言都是对这方面深入的理论探讨。学者们也重视西方理论，南大杨豫介绍了新文化史，浙大沈坚介绍了法国史学最新发展，世界史所刘军回顾了美国政治学百年。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理论？复旦张广智认为要注意三结合：注意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结合；与中国史学实践结合；与中国史学家主体意识结合。在具体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中哪一派为好的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已见。北大张芝联先生指出，对实证、结构、文化史学这三个西方史学主要流派，不应偏废，缺一不可。在如何处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北大王红生认为要注意社会学方法，北大方连庆呼吁重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他们都主张借他山之石，深化史学研究。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日益紧密联系的整体，需要史学家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进程，许多学者提出了跨国界的地区研究的范式。在亚洲史方面，史学家一直比较重视地区史研究，中山大学汪新生谈了地区史发展的学科地位与发展前景，厦大戴一峰谈了亚洲历史的重构，北大梁志明和宋成有分别介绍了东南亚史和东北亚史的研究情况，值得重视的是，欧洲所马胜利提出了“欧洲学”概念。国外有汉学，我们也应从平等的文明角度，从自身文化传统出发，对西方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研究。世界史要发展，必须研究整体的世界，吴、齐本《世界通史》和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是开山之作，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南大和北大已对欧洲民族的融合与冲突和欧洲历史上的分与合作了整体研究的尝试。
    三、完善研究主体，规范运行机制，创立学院派。
    要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推到新的高度，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哪些素质？这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老一辈学者为我们作出了楷模，北大王红生介绍了陈翰笙先生的学术风格，南开王敦书和北大林被甸分别总结了林志纯先生和罗荣渠先生的贡献。时代对新一代世界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开李剑鸣指出，必须首先打好扎实的学术训练基本功。东北师大马世力指出，学者应掌握最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例如Internet。首都师大王乃耀提出，学者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总之，扎实的基本功，先进的方法是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同时，世界史所吴必康提出学者必须加强自律，要做到学识丰富，眼界深远，心胸开阔。
    完善科研运行机制，也是推动学术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许多学者大声疾呼，建立学术规范已成当务之急。东北师大马世力认为现在中国世界史急需专业史学评论，这是建立学科制度化顺利运行的必经之路。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认为，人文学科评判标准不应单一，但必须合理。要有宽容性，同时评判时应注意考察评判对象在学术上的严谨性和创新性。
    华东师大李宏图从创立学院派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除了制度性的安排外，学者必须具备人文关怀的素质和开放全面的知识结构，更应具备学术良知和高尚的学术品格，构建一个不受外在权威影响和现实诱惑的学院派是学科建设的发展目标。
    展望新世纪，在加强学科建设基础上，创立中国学派，这是与会学者的共同心愿，参与世界史学的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家肩负的重任，也是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对此责无旁贷，理应成为先锋，而置身于民族文化中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必须将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史学传统作为走向新世纪的起点。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应该是开放性的，既与国际接轨，又有中国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史学，也为世界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北大历史系正在马克垚先生主持下，集中力量组织编写一部《世界文明史》，正在向这个方向作出新的努力和探索。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应该发挥学科优势，加强普及工作，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大会的组委会正在筹划，组织出版本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大力支持，这是与会学者的共同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