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违背了他的遗训，走上了对内为封建买办服务、对外屈从帝国主义的道路。美国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述就大致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迎合南京政府歪曲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倾向；一种则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歪曲孙中山思想的倾向。关于这一阶段美国论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作，可举以下几种：（一）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儿子李约翰（John Lea）著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加州出版社，1943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几年的国内外事态和英、法、德、美、俄、日六国之间为本身利益，为攫取借款、投资利益和政治权力展开的勾心斗角的斗争，以及当时形势发展的前因后果作了比较详尽的陈述。由于李佳白反对革命更不赞成共和政体，作者同样流露出与他父亲相同的观点。（二）沙尔曼（Lyon Sharman）的《孙中山评传：他的生平及意义》（纽约，1934年；1967年重印，Lyman P.Van Slyke作序）。该书根据大量有关孙中山生平及其活动的英文资料写成，力求还孙中山以本来面目。作者赞扬孙中山是“中国奋起反抗外来侵略，挣脱苦难的光辉象征”（该书第31页），但也指出孙中山生涯中“比较暗淡”的部分以及对中国问题“显然过分简单的解释”。本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没有更充分地了解形成孙的一生和他对中国人民的影响的历史力量”，“低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和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反帝情绪的本土根源”（注：史扶邻：《近50年美国孙中山研究叙录》，见《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3、290页。）。作者不适当地贬低孙中山晚年活动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反帝行动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是苏俄顾问的驯服工具，诬称孙中山利用“谎言、歪曲和其他一些站不住脚的思维方式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该书第290页）（注：转引自齐赫文斯基：《美国史学界关于孙中山对外政策的研究》，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第290页。）。（三）保罗·迈伦·林百克的《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三民主义解释》（未刊本，1953年）、《中山信条》（巴黎，1932年）。作者认为孙中山是复古派，在国内问题上几乎像一个保守派，断言他的对外政策是遵循儒家的“王道”和“霸道”，孙中山不是真正要反帝，因为孙中山愿意得到列强的援助。（四）X.阿班德的《我在中国的经历》（纽约，1943年）。作者在中国居住达15年。书中说明孙中山是在遭到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拒绝才向莫斯科求救的。作者断言，孙中山一直为“同苏俄联系”而后悔，并且从1923年底到1925年初曾与美国秘密谈判，希望“美国人把中国从俄国和日本人手里救出来”。（五）菲利普·亚伟为《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经济学说〉》（注：按此二书均系1943年3月在重庆出版。）注释本（纽约，1947年）所写的评论。作者是蒋著上述二书英译本的编辑。在评论中他对蒋介石书中篡改孙中山生平事业、抹杀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作了说明。
        综上所述，美国史学界对孙中山研究中存在着如何评价孙中山对待列强的态度和在国共合作中所起作用的争论与不同意见，显然那种认为孙中山坚持反对列强对华侵略，坚持国共合作而在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是更符合实际的。美国学者亚伟在为《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经济学说〉》做的评注中写道：“推翻清王朝以后，国民党就开始营私舞弊，在局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也得不到中国工农的支持。孙中山承认这个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着手改组国民党。最初他呼吁美国帮助……美国对孙中山的请求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只有苏俄表示赞成他的计划。结果，他便在‘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基础上改组国民党。……孙在描述中再三申述，正是复兴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统一战线点燃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并使这场运动壮大起来。”（注：转引自齐赫文斯基：《美国史学界关于孙中山对外政策的研究》，载苏联《历史问题》1962年第12期。该文提及英国记者辛博森用笔名发表的《为中华民国而战》（伦敦，1918年），误将他当成“美国”记者，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441页辛博森小传。齐赫文斯基此文，杜华译，李玉贞校，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此处所引分别见于第292页。）这时期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几乎没有，只有个别涉及辛亥革命与列强关系的论述，对辛亥革命评价亦各有不同。
        三、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学者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促使美国对中国革命也包括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加大了力度。比较正规的研究开始进行，大体可分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萌生、崛起、进展三个阶段。
        1.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初始阶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美苏两国处于冷战状态，美国对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视为对它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是将它置于中国革命史研究中涉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来考虑，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
        这一时期，在一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著述中多有论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内容。这主要有许华茨（Benjamin I.Schwartz）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马萨诸塞，1951年），惠廷（Allen Suess Whiting）的《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纽约，1954年），布兰特（Conrad Brandt）《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马萨诸塞，1958年），费正清（John K.Fairbank）等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马萨诸塞，1958年），韦慕廷（Clarence M.Wilbur）、夏莲荫编纂并附有详细引言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汇编（1918～1927）》（纽约，1956年）等。在这些书中着重评述中共创建时期和大革命初期中共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关系以及苏俄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外来影响。又如邓嗣禹、费正清、孙任以都、房兆楹等人编撰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马萨诸塞，1954年），则是把孙中山的思想和辛亥革命置于中国不断觉醒、日益顺应西方思潮的范围内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