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广义地说，是指自然和人类社会既往的发展过程。人是历史的主体，因此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一般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但人的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社会与自然史难以截然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这就是说，历史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发展过程。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了。中国人的历史， 从新近发现的巫山猿人算起，距今已有180余万年。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的看法--不论正确与否，都可称之为历史学。最初，历史学仅是对历史的记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说的就是历史学的最初涵义和形式。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历史记录的，今已难以断言，但原始人已有了历史，则是无疑的。那时，他们是通过口耳相传来记忆历史的。说唱，是最流行的方式，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汉族史诗《黑暗传》，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都是说唱形式。到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文字。在中国，“龙山文化”已有了文字，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邹平丁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近似甲骨文的陶文。有了文字，历史记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过，说唱形式并不绝迹，特别是在民间，一直存在。
    但是历史作为一门学问，严格地说应从孔子修订《春秋》算起。《春秋》原是一部鲁国史，孔子搜集材料，加以整理，考其真伪，然后“据鲁、亲周、故宋”②；寓褒贬，别善恶等原则来修订《春秋》。孔子修订《春秋》决非如他在《论语·述而》中标榜的“述而不作”，而是有他自己的指导思想的。惟其如此，历史才成了一门学问。不过，孔子仅仅通过对人事褒贬来宣扬他所推崇的仁义道德，还没有上升到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
    到司马迁著《史记》时，中国历史学才发展到了这个层次。司马迁出身于一个史官家庭，他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历时十三年，编写成130 卷的皇皇巨著--《史记》。他的《史记》不仅是一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③，更重要的，是在复原历史的基础上，上升到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征和二年（前91），他在致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说：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把总结历代的成败兴衰，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作为撰著《史记》的崇高目的。司马迁此举，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梁启超称他是“史界太祖”，④虽未必恰当，但司马迁使中国历史学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则是勿庸置疑的。不过，在历史规律的探讨上，司马迁陷入了历史循环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⑤他的“一家之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自司马迁以后，中国历史学不断发展，但主要的是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拓展，在历史观上，并没有超出封建史学的体系。
    步入20世纪后，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史学观被中国史学家运用于历史研究，从而使中国封建史学变为资产阶级史学。
    1902年，梁启超用“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的主张。他抨击了封建史学，说它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他提出了“新史学”的任务：“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公理公例之所在。”以进化论为宗旨的资产阶级史学从此确立起来。
    二年后，夏曾佑撰写了《中国古代史》一书。这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是梁启超倡导的“史学革命”的首次实践。作者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中国历史放在从上古、中古到近古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关系。此书的问世，使中国历史研究面目一新。
    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虽然“为史界开辟一新天地”，但是，进化论作为历史观点来说，仍是具有其局限性的。马克思指出：“生物学的一般概念，如果被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⑥要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生物进化论是无能为力的。
    从孔子到司马迁再到梁启超，史学不断发展。但是，史学始终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还不是一门科学。使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李大钊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1919年9月至11月，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从1920年起，他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并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论文和阐述唯物史观的我国第一部著作《史学要论》。李大钊在他的论著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要点：
    “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⑦
    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同时，李大钊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或反动的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其他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划清了界限。
    郭沫若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他写于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
    经过李大钊、郭沫若及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先生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在中国确立起来，历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历史科学和以往的各种历史学有显著的不同：
    第一是它的科学性。历史科学之所以能被称为科学，是因为它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去研究人类社会史。以往的各种历史学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使以往的历史学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唯心史观，因而也就不能使历史成为科学。
    第二是它的人民性。以往的历史学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以剥削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转移，总会有意无意地歪曲、篡改历史；历史科学没有任何阶级私利和偏见，它属于人民群众，是为人民服务的，尊重历史，如实地反映人类历史运动发展的过程。
    当然，历史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对以往历史学批判继承的结果。
    二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无用论”颇为盛行，历史，特别是古代史被轻视，被冷遇，一再贬值。中学生不愿报考历史专业，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难找工作，历史论著难以出版，出了没有人看，有人曾经这样讲：历史文章只有三个人看，即作者自己、编辑和排版的工人。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确实道出了历史文章的可悲命运。于是，历史学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有人称它是没有前途的“夕阳学科”。何以会出现这样局面？从客观上讲，“历史无用论”是对历史的无知，不了解历史学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国民文化素质的低下；更重要的是“史学危机”还在于史学研究本身。时代在发展，对史学的要求也不一样。但是，史学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如研究内容脱离实际，研究方法陈旧，传播方式单调，开拓创新不多，等等。面对社会上流行的“历史无用论”，也值得史学界反思：能否采取有效的方式把历史介绍给世人？怎样才能在时代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历史本身已反复证明：历史是有用的，它的价值是巨大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关键在于这种价值需要得到世人的认可。
    第一，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正确的认识今天和未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通过学习、研究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能正确地认识现实社会，洞察社会发展的方向。例如，1851年12月2日， 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解散立法国民议会。对于这一次政变，当时“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⑧。政变发生不久，马克思便开始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长文，揭示了政变发生的必然性。马克思为何能独具慧眼？恩格斯指出：
    “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⑨
    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历史对于认识现实的重要性。
    历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分析现实社会，更重要的，是指明前进的方向。马克思在考察了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指出：“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⑩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历史的指导作用。他告诫全党：
    “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1）
    他还严厉地批评了不注重研究历史，是“极坏的作风。”（12）
    毛泽东本人是极注重历史的，他一生酷爱读书，特别喜欢阅读中国史书，从正史到稗官野史，从中国史到世界史，无不浏览阅读。他从历史中汲取了中国文化的精华，运用历史来为观实服务。周恩来同志指出：
    “毛泽东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的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加广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13）
    毛泽东同志的重视研究历史和熟练的运用历史，为现实服务，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第二，历史经验、教训可供借鉴
    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遗下了沉重的教训，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财富，认真地加以发掘，以为借鉴，可以避免重走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避免重蹈覆辙。西汉初年有一位政论家贾谊，他写了一篇《过秦论》，深刻地分析了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结尾处有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始皇在打天下时，可以用暴力取得成功，在统一天下后，就应顺从人民的愿望，实行仁政，才能保住天下。也就是说，打天下和安天下形势不同，就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而秦始皇并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转变其政策，仍以暴力统治天下，结果二世而亡。
    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后，起初也没有认识到应及时地转变其治国方针，后在陆贾的帮助下，才实现了治国方针的转变。《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有刘邦与陆贾的一段对话：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陆贾用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也就是说夺取政权，可以使用暴力，巩固政权，就要实行仁政，所谓“逆取顺守”，如此才能长治久安。汉高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实现了治国方针的转变，巩固了统治，西汉王朝维系了200多年。
    毛泽东同志曾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的天头上批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说明他对贾谊的《过秦论》是很熟悉的，并且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国内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1949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及时提出要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城市，转向经济建设。遗憾的是，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由于过高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甚至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没有实现治国方针的彻底的转变，终于酿成了十年的巨大灾难。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痛的反省下，才最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正是因为历史有借鉴价值，故自孔子修订《春秋》起，中国史学始终把“鉴往知来”作为核心任务之一，涌现出了象《资治通鉴》那样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14）的大批不朽名著。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无论哪个时代的人，都不可能事事直接经历，总要借助前人的经验、教训，幻想一切认识都取自自身的实践，是不切实际的、愚蠢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毕竟是既往的，可以作为鉴戒，但不能取代对于现实的认识，对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绝对化态度。
    第三，难以替代的教育功能
    历史具有其它学科难以替代的教育功能。
    首先，历史可以用来进行优秀品德教育。
    我们的先祖十分注重品德修养，在他们看来，一个正人君子，就是有道德的人，“君子谋道不谋食”（15）；“君子忧道不忧贫”（16）。君子是须臾不离道德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7）不惜为道德而捐躯，“杀身以成仁”（18）。这种对道德的不懈追求是值得大加弘扬的。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奸邪之辈，但更多的是道德高尚的人。精忠报国如岳飞、文天祥；孝事父母如黄香、王祥；宽厚待人如蔺相如；为官清廉如海瑞；除暴安良如西门豹；一诺千斤如季布；威武不屈如苏武；刚直不阿如董宣、魏徵；忍辱负重如司马迁；勇于改过如周处……，他们的嘉言懿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文天祥小的时候，母亲曾德慈时常给他讲历史上精忠报国的故事，父亲文仪督导他诵习儒家经典，给他讲授仁义道德。这种“品德启蒙”给文天祥以巨大影响。文天祥18岁时，去庐陵（今江西吉安）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学的学宫里瞻仰了本朝的乡贤欧阳修、杨邦×、胡铨的遗像，他叹道：“我身后若不能和他们并列，便不是个男儿！”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德高望重的宰辅。杨邦×乃抗金名士，被金兵俘虏，不屈而死。胡铨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绍兴九年（1139），宋高宗任命秦桧为宰相，与金人议和，俯首称臣。胡铨上疏，请斩秦桧，与金人决战到底。文天祥的人生蓝图已经绘定：生为人杰，死享英烈。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英雄事迹又激励着后人，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英烈。
    当然，古人追求的道德有些已经过时了，不值得今人仿效，但也有些是值得继承发扬的，上面提及的几种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品德都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极好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