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历史研究(2)
历史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19)我们的祖国有过辉煌的时代,自秦汉迄清朝中叶,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万国仰幕,来朝见者络绎不绝;我们的先祖勤劳、聪睿,他们的发明创造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丝绸、陶瓷等的创造发明,无论东方或西方世界无不受其影响。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祖国而自豪;祖国的辉煌时代激发着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鸦片战争后,中国渐趋衰败。终于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凌辱的对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中国的“百年痛史”激励着我们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革命传统教育也离不开历史。中华民族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同志对此有精辟的表述,他说: “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地。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期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上,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20) 在漫长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为了追求美好的理想,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奋起抗争。在黑暗统治之下,他们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当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他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壮志,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决心,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 第四,提高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文化系质 古人的文化知识、聪明才智不如今人,是无疑的。但这不等于说古人就没有值得今人学习的地方,他们的智慧能帮助今人提高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例如,出自《淮南子·人间训》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战国策·楚策四》上说的,“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齐策二》中的“画蛇添足”的故事;《列子·汤问》中的“纪昌学射”、“愚公移山”的寓言;《吕氏春秋·察今》中的“刻舟求剑”的楚人,等等,迄今仍有巨大的启迪价值。再举一个矢志不懈、顽强拚搏的例子。明代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震孟,万历二十二年(1594)考中乡试,成为一名举人,但在会试中却落选了。这对少年时便负盛名的文震孟来说,打击是够大的,但他并不气馁,三年后赴京参加第二次会试,结果又名落孙山,第三、第四直至第九次会试,他都落榜而回。天启二年(1622)二月,文震孟第十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十进礼部贡院考场,历时27年,没有坚强的毅力是不行的。三月十五日殿试,文震孟大魁天下,成为明代第八十二位状元。如单从科举考试的成败来看,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但文震孟这种不达目的不止,矢志不懈,顽强拼搏的精神,对今天的创业者来说,却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历史是一门学问,是一个人文化修养不可缺少的部分,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包括历史知识的普及。对历史的无知,是一种愚蠢的表现。诸如“关公战秦琼”一类的无知,为众人所讥笑。然而这样的“史盲”在当今社会里,却不乏其人。因此,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不传播历史知识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播历史知识,让人民群众把握历史规律,鉴往知来,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和失败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增强爱国意识、道德观念,激发革命进取精神;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这对于群策群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极有裨益的。 前人有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清人龚自珍语),“国可灭,而史不可没”(元人董文炳语)。历史的功用是巨大的,“历史无用论”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对历史的无知。 三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有许多事当时没有记录下来;已有记录的,也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歪曲了;还有若干典籍散佚,或被焚毁了。这样,就需要去重新复原历史;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凡此,都是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史学家要完成上述任务,首先,应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即时代感和使命感。现实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历史的分析研究。我们的先祖十分重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需运用历史分析法来观察、思考问题。例如,改革、开放,搞活市场经济,与外国人做生意,如果我们对于对方的历史、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不了解,是很难把事情办好的。仅举商标这件小事来说,由于我们对一些国家的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商标触犯了人家的禁忌,结果产品难以在那里销售。近来社会上流行一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利用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传统优势,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广交朋友,充分吸引外资,以加强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这方面,确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总之,改革开放,要求历史学家来帮助人们分析、处理遇到的历史问题,这是时代赋予史学家的特殊使命。 时代感、使命感是督促历史学家努力工作的强大动力。但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使命,仅有热情是不够的,还需有较高、较全面的史学修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对于史学家的要求是很高的: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21) 古时如此,今日对一个史学家的要求更高。 梁启超把唐代刘知几所论史识、史学、史才与清人章学诚所论史德,合称为“史家的四长”,他认为“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他对史识、史学、史才、史德的说明,有些还是可以参考的。 历史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便是“史识”。虽然古人研究历史的理论各有不同,多种多样,但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偏差,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此,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真正的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观点和方法。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真读书,一些马克思经典著作是要列入“必读书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时,切忌“贴标签”式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来装潢门面。 有了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还需具有研究历史的基本功,这便是“史学”。过去老一辈史学家常说治史要掌握四把“钥匙”,即年代、目录、职官、地理。这是治史的入门科目。研究人、事、物,首先要搞清时代。古时纪年,有的用国君或诸侯在位的年份;有的用干支;自汉武帝起,使用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这几种纪年都必须了解。不过,现在这个问题不是一件难事,有多种《中国历史纪年表》可供使用。每个王朝是怎样进行统治,实施管理的?再说,研究历史上的人和事,几乎都要涉及到大量的官名。各朝各代的官制又各不相同,有时官名相同,但职权大不一样。如丞相,秦和西汉初年是掌承天子,助理万机的。汉武帝时另置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执掌实权,丞相权力被削弱,几乎没有决策权了,昔日门庭若市的丞相府,此时则沦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馆舍因无人居住而改为车马房。所以研究历史,不明官制是不行的。要研究一个人,一件事,还得知道他是何方人氏,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这是地理学回答的一个问题。古时卅郡县等行政区划的名称,所辖地盘常有变动,不了解是不行的。另一方面,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少不了地理分析。研究历史,需收集材料;要收集材料,就得懂目录学,知道到哪里去找你所需要的材料。当然,仅有这四把“钥匙”还不能登堂而入室,还需有其它方面的基本功,如文字、声韵、训诂、校雠等,这些都是治史的入门科目。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被划入哲学社会科学,但历史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因此,治史也就不仅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还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如天文、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有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譬如,《史记》中有篇《天官书》,不懂天文简直就是“看天书”了。除了这种专门的天文文献外,其它文献中也往往夹杂着一些天文问题,不懂天文就影响了对文献的理解。 研究历史不仅要有基本的功夫,还需具备研究历史的基本技能。这便是“史才”。搜集、整理材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技能。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怎样才能查找到你所需要的材料?一本本地翻检当然是可以的,但靡时费日,事倍功半,而利用《索引》、《引得》就省事一些。搜集材料还有个著录方式问题。前人常用的方式大体有四:一是眉批,二是笔记,三是卡片,四是札记。这四种方式中,做卡片是最受推重的一种,它使用灵活,同一类问题归为一档,根据需要,提取卡片,用毕归档;做另一个题目时,再按新的需要提取,做出新的排列组合。搜集到的材料,还需进行辨伪,不可拿来就用。 写作,是一项更重要的技巧,怎样才能提纲挈领,写出一篇好文章来?在这个问题上,每人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但有一个问题是相同的,即一篇好文章,应围绕中心展开,纵向考察,横向联系,既要考察所谈问题的源与流,又要分析与它相关的其它事物,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写文章是给人看的,文笔要通俗,用词准确。历史文章与文学作品不同,不能杜撰编造,他也要讲求文采,尽量把文章写得优美一些。另外,历史文章还应注重逻辑:用词需把握“文不害义”这个限度。一味追求词藻华美,影响了观点的表述,是得不偿失的。 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不虚美,不掩恶,此即“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差,文辞何足取重?”(22)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家的优秀传统。齐庄公六年(前548),庄公被权臣崔杼杀死,齐国的史官--太史直书曰:“崔杼杀其君。”(23)崔杼杀死太史,太史之二弟、三弟仍直书不讳,崔杼又杀之,用其少弟,少弟还是据事直书。崔杼胆怯了,只好作罢。有一位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的事后,毅然拿上竹简前往,准备在太史的少弟被杀死之后照样写下去。太史兄弟视死如归,终于将崔杼杀君的行为如实地记录下来。司马迁的《史记》,号为“实录”(24),就连当朝天子汉武帝,他都直笔无隐。我们今天应弘扬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惟有如此,才能使历史成为信史。 总之,要想做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识、学、才、德四项素质(25)。但是,仅有识、学、才、德是不够的,还要有创新精种。 什么是“创新”?创新决不是无根据的标新立异,别出心裁。那样的“创新”是要不得的。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继承发展;对今日和以后的史学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当然,在某个具体的问题上,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再向前推进一步,也是创新,但更重要的创新,是那些具有方向性、导向性的研究。 那么,怎样才能创新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正确处理专和博的关系 庄子有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26)意思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很困难的;庄子的这句话是相对的,但他的结论却错了,所谓“己而为知者,殆而己矣!”(27)既然如此而还去追求知识的人,那就只有更困难了。他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既然以有限的生命不能获得无限的知识,那就不必枉费精力去追求知识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态度,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这种态度。为了获得必要的知识,我们需把知识划在一定的范围或领域内,即变无限为有限,然后再用有限的时间去探索有限的知识,不就有成功的把握了吗?这里所谓有限的知识,就是“专”的问题。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要想全部精通,那是不可能的,应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或一个课题,或一个领域,全力钻研,锲而不舍,直到弄通为止,切忌好高骛远,浅尝辄止。但有重点不等于取消一般,没有一般也就谈不上重点,在抓住重点以外,还需兼顾一般。例如学习研究秦汉史,如果没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以及汉语等的基础知识,是不行的。秦汉就好比历史全局的一个棋子,这个棋子在全局中占有什么地位?彼此间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了解,这枚棋子是走不好的。治史贵乎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所谓渊博,也并不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就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仅要精通,凡是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必须应该通晓,要尽量做到前人所说的那样:“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28)这就是专和博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是治史者必须遵循的一条途径。 第二,调查研究,了解行情 《孙子兵法·谋攻》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学习、研究历史也是如此。研究的范围、领域确定了,那你对这个范围、领域内研究的过去、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趋向都应当有所了解,包括国内外学术界的情况,这就叫了解“行情”。了解行情的方法,除了充分利用前人所做的与本行有关的书目、论文索引等工具书以外,还要亲自动手编制一套适合自己需用的索引(包括资料、摘要、书目、论文),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加以补充,以便按图索骥,及时掌握学术界的动态,问题的意义价值(包括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别人是否作过研究。例如,在你研究的领域内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有哪些错误?有哪些争议的或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还有哪些被忽视的问题,等等。了解了这些,就可以集中精力,把主要力量放在前人还没有涉及或没有解决的问题上,从而在这个领域内再努力向前推进一步。闭门造车,是很危险的,辛辛苦苦搞了好几年,很有可能是无谓的重复劳动。自认为有所发明创造,也可能人家早已搞出来了;有些地方还有可能远远落在人家的后面。对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有过教训的。自然这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十年浩劫期间的闭关锁国,使我们无法了解国外甚至港、台等地区的情况。现在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 第三,博采众家之长 治史如学书、学画,要博采众家之长,方能成一家之言。博采众家之长,不仅仅是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借鉴别人治史的方法。对这两个方面,初学者往往注意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譬如:读书看文章,往往只看作者写了些什么,很少研究一下作者是怎样写的。实际上,被忽略了的是更重要的东西。读书看文章,除了了解书和文章的内容外,应多花些精力去琢磨一下作者的思路,他们是怎样提出问题,又是怎样解决问题的?作者是怎样布局谋篇?层次如何安排?又是怎样表述的?等等。要做到这一点,初学者最好选读一些经典著作或范文,象郭老、范老、翦老等史学大家的文章,认真研究一下他们是怎样写书、写文章,怎样研究问题的。当然,每个人甚或每个人的每部著作每篇文章,都有不同的目的、思想和写作方法、技巧,我们要取其所长,再加以融会贯通,这样才能不断有所提高,有所进步,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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