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规定与使馆区驻军特权结合，大大发展了列强在华驻军的条约特权，更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自保权。此前，列强享有在华领水驻泊军舰，在租借地驻军的条约特权，这些特权虽同样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其目的和范围却有差别。从目的来看，以往条约规定，列强军舰在华驻泊是为了“保护贸易”，在租借地驻军是为了“以保地栈”，“护卫澳口”之类，而现在则是直接针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议和大纲》指责中国“殊悖万国公法”，公然提出要对中国。“惩前宓后”[3]（P91、738、980），其目的彰明较著。从范围来看，以往列强驻军主要限于沿海，现在则基于险恶的用心，扩及到中国内地和中枢。此外，这些驻军还享有以前驻军所没有的种种特权。上述说明，《辛丑条约》及相关约章所规定的驻军特权，对中国自保权的限制更加苛刻，其性质较以前更为严重。通过这一特权，并与使馆区特权制度结合，列强建立了对中国的心脏部位--京津地区实施有效控制的军事体系。一旦有警，列强就可以动用军舰运送军队，从海港登陆直达京城，对中国进行致命的一击。
        三是强化对反帝力量的打击，从心理上镇慑、控制中国官民的反帝情绪。义和团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精神，这是帝国主义最感恐惧的，因此它们在《辛丑条约》中予以极其严厉的惩罚。除规定派大臣前往德、日两国赔罪，在克林德丧命之处竖立铭志之碑和牌坊之外，尤加强对中国官民反帝行动的惩治和防范。如“惩办首祸诸臣”和京外官吏，停止发生义和团运动之城镇文武考试5年；永禁设立或加入反帝组织，“违者处斩”；各省地方官若不及时弹压惩办“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在各府、厅、州、县将上述上谕颁行布告“两年之久”，等等。[3]（P1003-1007）
        这些惩罚的苛厉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以往议结教案或中外冲突事件，列强除了要求相应的惩凶和赔款之外，主要是乘机攫取新的条约特权。此次则不仅进行针对性的惩罚，还着重于“宓后”之计。列强对“惩凶”的坚持，从王公大臣到道府州县共一百多人分别予以斩决、流放、革职等处罚，如此高级别、大范围的惩办，以及停止科举考试和树立碑、坊等等，其目的即在于“灰忠臣之心，隳义士之气”[6]（P856），从根本上压制和消除中国人民的反帝仇教心理。
        四是通过勒索巨额赔款，大大扩展海关的职能，空前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财政控制。每一次对华战争，列强们都要从中国大捞一票，这次更是变本加厉，赔款本息总额达到九亿八千多万两的天文数字。巨额赔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而且为了从中国搜括到这笔巨款，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和相关条约，将中国的可靠财源均作为担保，彻底改变了外人所控制的海关的性质，完全把它变成了一个代表外国列强利益，控制中国财政，并凌驾于中国政府之上的机关。
        海关地位的变化，反映了列强控制中国财政的程度。《北京条约》规定赔款从关税中偿还，“利用海关机构作为偿债机关”，“创树了最初的一个先例”。[9]（P144）但它还是“中国政府的臣仆，而且特别是总理衙门的一个属僚”[10]（P425），随后通过《烟台条约》和两次英德借款，海关又扩大了管辖范围。海关变为代表各国列强利益，控制中国财政的机关的这一趋势，到《辛丑条约》便完全确定。“各国均谓，抵款必须有洋人经手，方能放心，故盐课厘常税，皆请归税务司稽查。”[11]（P46）该约附件规定，偿付赔款，“仍由税务司经理”。同时将海关，所有常关，以及盐政各进项等均作为赔款担保，并将“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3]（1013、1006）进而在 1902年的马凯条约中，又规定海关选人，“由督抚派充每省监察常关、销场税、盐务、土药征收事宜”。[8]（P107）通过这些条约，海关又取得了国内税，尤其是它早已觊觎的常关的征收、管理、和监察之权。由此，中国的主要财源便落在海关手中，并基本上用于对外赔款。如果说，到19世纪末，海关的存在，“主要是作为外国债权人的收款代理人”，那么它现在已完全具备了这一性质。也正惟此，马士认为，“它通过‘辛丑条约’和1902与1903年诸商约的规定，变成了它的主人的主人；现在要扩大它的重要性的是外国关系方面，而不再是中国人”。[10]（P432）显然，天文数字的赔款和海关权限的扩大及性质的完全改变，使得列强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显示出“列强共同监督中国的倾向”[5]（P579），这是不平等条约获得重要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当时就有中国官员批评“把过多的权力给了海关”。[12]（P145）
        此外，列强们又乘此机会在《辛丑条约》第11款规定修改通商条约[3]（P1007），借以“对各悬而未决的那些有关商务利益的重要问题获得解决”。[13]（P396-397）1902年到1903年，英、美、日分别与中国订立通商行船续约，又攫取了新的条约特权，实现了这一目的。如加税免厘、内港行轮、保护商标、版权和专利、增开口岸，并要求中国改革币制，划一度量衡，改订矿务章程，承认华民购买他国公司股票为合法等等。这些新增特权使列强在通商航运和经营企业等等方面，获得更为完善的条件。其中加税裁厘因未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未予施行。
        总之，经过义和团运动，列强“集不平等条约之大成”[14]（P34），使束缚中国的条约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尤其是《辛丑条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国际法中反动的理论和原则，“据情理以争，而彼不论情理，据公法以争，而彼亦不论公法”。[6]（P1102）其“条款之酷，赔偿之巨，为亘古所未有”。[15]（P693）通过新的条约，如马士所说，中国“仅仅保存下一个主权国的寥寥几个属性”。[16]（P472）中国由此完全形成了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被制服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