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部”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不同的空间范围。就20世纪而言，根据美国联邦人口统计署的区域划分法，西部包括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怀俄明、爱达荷、蒙大拿，共11州；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划分法，认为西经100度以西的17州（除上述11州外， 还有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6 州）属于西部地区[1]。本文采用后一种划分法。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作为20世纪西部发展的见证人，曾为《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ReviewofLiterature）和《哈帕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等杂志撰写有关现代西部的主题论文达20年之久，真实地记录了西部发展历程。他的文字丰富了现代西部的历史写作，更提出了理解不同时期西部发展特征的概念。1934年德沃托在《哈帕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部，一个被劫掠的省份”的文章，其中阐述了一个基本思想：在经济关系上，美国东部劫掠并控制了西部，西部成为东部的殖民地[2]。 这一提法很快流行起来，“被劫掠的省份”（Plundered Province）成为30、40年代解释美国东西部关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组。1944-1947年间，德沃托仍在为《哈帕月刊》撰写专栏文章，且越来越关注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西部经济的未来发展等问题。1946年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战争工业已经给西部带来了较之以前更大、更广泛的繁荣。而且在战时，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发生了，西部的动力和工业发展已经在全国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变化……如果说已经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那些已经规划并注定要实施的就更为革命性了……”[3 ]德沃托再领风气之先，特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三十年后，西部史学家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二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1973年新墨西哥大学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D.Nash ）完成了一部开创性的西部史著作--《20世纪美国西部--城市绿洲简史》（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ShortHistoryof an Urban Oasis）。该书把20 世纪美国西部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殖民地时期（1898-1941年）和先导（pacesetting ）时期（1941-1971年），明确提出二战是20世纪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纳什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专著，集中阐述了二战对西部所起的转折性作用。 其中以《美国西部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TheAmerican WestTransformed: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部：重塑经济》（World War ⅡandtheWest:Reshaping the Economy）最具代表性。在这些著作中，纳什论述了20世纪西部发展的阶段性，强调二战对西部发展的转折性影响。纳什的论断影响了几代美国西部史学者，成为解释二战与西部发展关系的经典之说，被称之为“纳什论题”（Nash Thesis ）或“转折假说”（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当然，在美国史学界，关于二战对西部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亦陆续提出不同的观点。例如，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罗杰·洛特钦（Roger W.Lotchin）在《城堡化的加州，1910 -1961：从战事州到福利州》一书中就提出了二战对美国西部的影响是一种“演进而非革命”[4]的观点，成为与纳什对立观点的代表人物。 同年美国西部史学会在纽黑文会议上专门就纳什的“转折假说”进行了讨论；1994年8月《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特辑，共发表五篇以加州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转折假说”展开讨论。就二战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美国学术界的意见分歧是围绕两大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本文拟结合这两个基本问题评价一下有关争论的情况。
    一、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二战期间美国西部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这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基本事实。问题在于，这种巨大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是二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外在推动力，还是地区经济具有的自身发展动力？
    杰拉尔德·纳什所持的是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大规模的防务开支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1940-1945年间，联邦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军事设施网络、联邦拥有与运营的科学设施、联邦军事及文职人员薪金等渠道，在西部共投入资金约400亿美元。 通过这些资金西部发展了已有的制造业，创建了铝、镁、合成橡胶业，并由此推动了航空航天、电子等技术导向经济的发展。同时，重塑经济的努力还带动了新定居者的涌入，刺激了服务业与金融机构的扩展[5 ]（P1-3）。简言之， 二战期间的联邦防务开支有助于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与升级。正如纳什所言：“正当西部人争取追赶其他地区时，他们发现战时联邦防务开支提供了他们几十年来所缺乏的资金。”“二战所释放出的能量激发了巨大的变化，战后西部拥有了更发达、更多样化的经济。”[5]（P1-2）纳什在强调联邦开支是战时西部经济扩展的主要驱动力的同时，也不否认私人企业的作用，只不过在纳什看来，私人企业只是“承担了多数的实际工作”[5]（P4）。
    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以加州城市地区经济发展为考虑研究对象，认为二战前夕加州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战时经济扩展是建立在该州以往经济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至于纳什强调二战对西部的转折性作用则是“极大地夸大了加州发展历程的不连续性，而低估了其连续性”[6]。
    洛特钦研究了加州人口增长状况，认为二战期间加州人口增长与联邦防务开支之间并无明显联系。他首先分析了二战期间美国不同地区防务开支和人口增长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央北部（North Central ）诸州防务开支无论绝对值还是人均计算方面都高于西部，而其人口并没有出现转折性增长，只有适度的增长，有时还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战时人口增长最多的，是那些大萧条期间就已经有积极增长的地方（如加州）[7]。再从加州本身人口增长曲线来看， 二战期间的人口巨增，并不是加州人口增长史上的创纪录的最高值。以10年为期进行比较，本世纪70年代以前加州人口增长高峰出现在20年代[7]（P408-411）。
    北卡罗莱那大学经济系的保罗·罗德（Paul.Rhode）分析了加州制造业发展的情况，认为从各种主要经济指标来看，1940年的加州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达到相当水平，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战时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大量防务资金的前提基础。罗德特别以加州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他的观点。罗德指出，飞机制造业通常被视为一种军事驱动的工业，然而太平洋沿岸飞机制造业领导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技术突破。此种突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实现，到1939年太平洋沿岸诸州已成为美国飞机制造业中心，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就雇用了该行业全国近一半的工人。战前加州在美国飞机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正是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巨额防务开支的重要基础。所以罗德说，加州飞机制造业的“扩张是加州战前居于领导地位的结果，并非是战时军方对该州特别偏爱的结果”[6]（P373）。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罗德还介绍了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的情况：在战争动员初期，军方生产权威出于国家安全和工业密集的考虑，希望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在西部内陆地区建设新工厂。但由于战略需求紧急，最终不得不在具有生产与管理优势的加州增加生产能力。随着战时生产的发展，军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飞机生产的重新布局，加州的飞机生产份额也相应地缩减，1941年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而到1945年却降至25%。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凭借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擅长和优势，加州飞机公司仍在飞机制造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以管理公司总部所在地而不是以实际生产地为考虑标准，战时加州管理了飞机制造业中约一半的工作人员。1943-1944年生产高峰期过后，全国飞机制造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恰在此时，加州这一行业在全国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却相对增长[6]（P382-383）。通过上述分析，罗德想证明的是，战时联邦防务开支不仅不是加州扩展的基础，相反，还一度因军方提倡分散工业布局而削弱了加州的优势地位。换言之，罗德要证明加州经济发展靠的是自身内在的动力，从而也就削弱了战时联邦防务开支的刺激作用。
    如何评价洛特钦与罗德的观点呢？首先应肯定他们用翔实的资料、数据，客观地反映了加州战争前后的经济情况及战时经济在加州经济发展史中的地位。但从罗德对加州飞机制造业在二战期间发展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军方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有在西部对制造业重新布局的愿望，并且在战略需求相对缓解的情况下确实进行了重新布局。这种重新布局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利用战时动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找到了在相对欠发达地区直接投资开发的机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承担在落后地区大规模兴办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风险，再加上当时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思想仍束缚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因此和平时期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投资于某一地区的生产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这一国家紧急事态有助于联邦政府投资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解决了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该地区发展的作用。
    关于战时联邦政府防务开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犹他州的战时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犹他史学家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G.Alexander ）和列奥纳德·阿灵顿（Leonard J.Arrington）对犹他州战时防务设施的经济社会影响有过详细的分析，其中对雷明顿兵工厂（Remington Arms Plant）这一联邦小型兵工厂建立、运转及战后处理的个案研究，清晰地显示了联邦防务开支对相对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的作用。作者认为犹他州战时大量军事设施的建立，其直接影响是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工资水平，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商机。它们的建立对犹他州的长远影响则更为突出。仅以雷明顿兵工厂为例，战时它利用联邦政府资金培训了大约15000犹他工人， 技术培训增加了犹他技术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另外，通过战后对剩余生产能力和剩余物资的特殊处理，大量的联邦资金转移为地方资金。以1900万美元建设的雷明顿兵工厂，仅以不足其造价9%的价钱出售； 通过这座兵工厂，联邦政府又将价值两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成本价的大约20%处理给商人、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总而言之，战时防务开支“创造了一个犹他人在战后可资利用的货物、企业工厂和技术的储备”[8]。
    二战前后的犹他是与加州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类型完全不同的州。犹他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人均收入历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远的内陆小州，而加州是一个工业相对发达的、富裕的沿海大州。正如上述学者分析所反映的，二战对这两个州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纳什所考察的西部地区恰恰就包括了上述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类型。而且当时大多数西部州属于前者的经济类型，就整体而言西部是一个相对欠发达地区。1940年西部各州拥有全国20.4%的人口，但它们只占全国制造业增值的10.7%[9]（P20）。诚如罗德所言，1940年加州的收入与人口达到或超出西部其他各州的总和，二战期间各种与军事相关的活动，特别是飞机生产和造船又都集中于加州的城市地区[6]（P3）， 但加州却不能代表整个西部。尽管罗德、洛特钦等学者对加州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足以驳倒以整个西部为考察对象的纳什的论点。实际上如果以西部为整体考察的话，1940-1945年间，西部各州得到的战斗装备合同额占全国的20.5%，联邦资助的战时工业设施工程占全国的40.4%，都远远高于其现有工业能力所应得的比例额[9]（P21）。显然联邦防务开支分配给西部各州的份额，不是只考虑其已有的工业能力或基础，而是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及提供给军事基地、造船厂和机场活动余地的广阔空间以及为初级金属生产提供电力的地区资源”[ 9]（P20 ）。对不同地区特别是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进行考察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不能以对加州这个局部的研究视为西部整体的情况。
    战时西部经济发展是靠“外力推动”还是由于“历史连续性”，这两者说法哪一种更具说服力？美国女学者波士顿学院的玛丽莱恩。S. 约翰森（Marilynn S.Johnson）曾针对这场争论有过如下论断：这种争论如同多数历史争论一样，被人为地两极化了……历史上很少有完全史无前例的事件；战争的影响和其他许多剧变事件都发生在预先确立的社会体制之中，并通常加强了长期存在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战争通常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变化的步伐，产生了能于潜在地改变现状的紧急状态[10]（P315-316）。本着这种看法， 首先即使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联邦防务开支所推动的经济发展至少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力等）已初具规模，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其次即使是对加州城市地区而言，二战的作用仍可称之为转折性的：1939-1944年间，加州制造业产值从179.8万美元增加到1014.1 万美元，增加了270%；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39年27.1万多人增至53 万多人，增加了95%。[11]（P26）正如加州埃尔·卡米诺学院（ ElCaminoCollege）的阿瑟。G.维吉（Arthur G.Verge）对二战与洛杉矶发展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概括：尽管战争确实是在极大地加强业已运转的几股社会经济力量，……但二战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根本不同的、较之没有战争而发展的洛杉矶、在经济上更为强大的洛杉矶。”[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