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初期美国红色恐慌的特征
    1946年尼克松刚刚进入国会的时候，反共情绪正在美国社会上迅速蔓延。不过这在美国倒也不是第一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布尔什维克刚刚在俄国取得政权的时候，美国国内就曾经出现过一阵所谓的“红色恐慌”（Red Scare）。 这股“红色恐慌”曾在整个二十年代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和二十年代相比，战后初期美国的红色恐慌有下面三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威胁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在二十年代，美国人主要关注的是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异端性。因为当时苏俄受到内战的破坏，忙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所谓的对外输出革命在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除了建立一个第三国际，召开几次大会以外也就只是说说而已，所以美国人还没有感到他们的制度受到什么切身的威胁。当时的美国人之所以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看起来是和美国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比如美国人主张民主，共产主义主张集权；美国人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共产主义主张财产公有；美国人提倡发挥个人主动精神，共产主义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和集体等等，不过此时美国人仍把共产主义看作只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选择，虽然在他们看来这是较坏的选择，但它并不威胁美国的生存，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竞争以分优劣。所以到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时，美国人加入共产党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数急剧增多，还有一些人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也开始建议吸收其中某些合理部分，如将一些社会设施公有化等等，这些人在大学教师中尤为普遍。在当时，尽管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存在，但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只是存在于美国人的想象之中，很少有人切身感受到它的威胁。
    进入四十年代后半期情况就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苏联也受到战争的极大破坏，仍坚定地、有步骤地在红军占领的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政权。对三十年代希特勒在中欧所作所为记忆犹新的美国人认为这就是“又一个希特勒谋求世界霸权的前奏”。于是“红色恐慌”再次出现。不过这次的“红色恐慌”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主要特点是美国人开始从实力角度考虑共产主义了。根据1946年为国务院准备的一份民意测验摘要，每5个人中只有1个人认为美国的报纸公正地反映了俄国的形象，42%的人相信报纸所描绘的苏联形象比实际的更为肮脏，只有17%的人相信报纸所描绘的苏联看起来比实际的好。可是，即使如此，早在1945年10月初就有45%的人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对苏政策。 1946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的对苏政策软弱，在8月的民意测验中这一数字增加到63%。（注：Les K.Adler（1991），The Red Image: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Era,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p204。 ）这表明美国人对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的行动要比对苏联的内政更为关切。尽管苏联的共产党人在统治他们的人民时或许要比美国报纸所说的文明一些，但他们的对外政策威胁到了美国赖以生存的世界秩序，所以美国就应该反对它，这就是当时美国人的想法。
    和第一次“红色恐慌”相比，四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的第二个特点也是让美国人更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是在美国国内“发现”了共产党的“第五纵队”，而且还是在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性命攸关的核研究领域“发现”的。1945年，驻加拿大的苏联使馆官员古津科叛变，揭露说苏联人一直依靠间谍网来窃取西方的核研究成果。四年以后，美国破获了一个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一直在活动的盗窃美国核机密的间谍网。据说苏联通过此间谍网获得的核机密使它的原子弹爆炸足足提前了18个月。本来抓住了这些间谍事情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谓经验教训此时又起了作用。美国人已经习惯于用看纳粹德国的眼光来看待苏联了。在美国人眼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政权的另一项“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在别国境内的吸引力和它们对外国代理机构的使用。于是美国人开始对国内的共产党人，对那些向共产党表示或曾表示过同情，甚至只是被捕风捉影地怀疑为共产党的人产生了日益严重的怀疑。对所谓的共产党同路人（注： 英文为 follow-travelers 。这是战后流行的一种说法，它的范围比共产党同情者要广泛得多，还包括某些持和共产党类似主张的人。到后来发展成只要和保守主义者有某些分歧，或表现出一点自由主义倾向，都有可能被视为共产党同路人。）的看法也不再认为他们是被误导的傻子，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危险人物。《新闻周刊》曾经这样评论说：“几乎从没有这么多的消息经常是通过似乎是无害的共产党同路人而不是通过专业的共产党间谍泄露的，许多亲苏联的同情者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让自己被对苏联的同情心所驱使。”恩斯特·林德莱在古津科间谍网被揭露之后不久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那些没有卷入颠覆活动但他们真正的忠心是属于共产主义的美国公民应该怎么办呢？”他报道说国会议员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准备在美国对这些人作相应的揭露。（注：Les K. Adler （1991）， TheRedImage:AmericanAttitudestoward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Er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pp121-122。 ）在这场搜寻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同路人的活动中充当急先锋的是美国商会，它的一系列反共刊物的发行人弗朗西斯·马修斯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最大的危险是渗入美国政府、劳工组织和大众传媒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把这批人排斥在政府雇员之外。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对此表示同意。他在1946年对芝加哥律师协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我们知道有一个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阴谋企图分裂我们的人民，降低我们政府机构的信誉，并导致对政府的不尊重。”因此他建议人们应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
    对政府的不尊重早就存在了，但不是共产党而是共和党煽动的。共和党早就对近20年的在野状态失去耐心，急不可耐地想要夺回政权了。而且他们对新政派的那种自由主义做法也觉得是和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他们认为新政提倡国家控制就是想使美国社会主义化，其结果将是向共产主义的和平过渡。这就是四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的第三个特点：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和两大政党之间以及美国社会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斗争搅在了一起，许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也被扣上了红帽子。共和党在1944年竞选中就已使用过反共主义的法宝，但是因为当时罗斯福的威望正处于顶峰，而且苏联还是美国的战时盟友，所以这项法宝并未收到想象中的效果。但在战后它却成为共和党人手里的一件得力工具。在第八十届国会中，保守的共和党人占了多数。当时一个议员的传记作者曾这样写道：“他们决定除掉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叛徒和新政者，对抗乔·斯大林，搞垮工会组织，并关闭物价管理局。”（注：Roger Morris（1990）， RichardMillousNixon: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New York, N. Y.,Henry Holt & Co.,p341。）不仅在第八十届国会中有这种迹象，而且那些到国会作证指控他们原来的同志的所谓前共产党人也抱有把共产党和新政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的想法。在1948年的希斯案件中因指控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是共产党人而名噪一时的原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在回忆录《目击者》中把自己等同于一种美国形象，这种形象是与他认为的希斯、新政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另一种形象截然对立的。“事实是，当我举起枪瞄准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也打击了其它一些东西。我所打击的是庞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它，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将它的冰盖强加在这个国家头上达二十年之久。”（注：Les K. Adler （ 1991）， The Red Image: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CommunismintheCold War Era,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 London,p164。）战后美国的“红色恐慌”的这些特点对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把他变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反共分子，而且也造就了他反共主义的一些特点：在国际方面，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苏联作为一个候补的超级大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密不可分，他的反共主义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如说是从力量均势的角度出发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集团的对抗。在国内方面，他的行动集中在对所谓“红色和粉红色分子”进行搜捕上。但尼克松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与其说是出于对美国安全的考虑，不如说更多的是作为共和党对民主党，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攻击的一种手段。
    二、尼克松在内政领域中的反共主义
    内政领域中尼克松反共主义的特点在希斯案件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对于希斯案件，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案件中力排众议，坚持调查并最终揭露希斯是隐藏在国务院中的共产党人的行动津津乐道。可是他对于在希斯案件的关键时刻他的态度曾一度变得动摇不定的事却只是一笔带过。那是在希斯以伪证罪起诉钱伯斯之后，钱伯斯向法庭交出了一纸袋包括65页国务院打印文件和4页希斯手写便笺的文件。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工作人员斯特里普林立刻感到钱伯斯可能还有未交出的文件，便劝尼克松去一次钱伯斯的农场。但尼克松却以准备到巴拿马度假为由不愿前往，后来只是在斯特里普林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成行，最后正是这次访问导致钱伯斯交出了使希斯被定罪的“南瓜文件”。
    尼克松后来把他的这种态度波动解释为他没有勇气告诉妻子帕特说他们将要取消3年来的第一个假期。这可不是个好理由。 尼克松干起工作来是绝对不允许家庭打扰的。象希斯案件中这么大的突破关头，如果尼克松真的相信这对美国的安全生死攸关，怎么可能让一次休假妨碍案件的调查呢？事实是，尼克松对希斯案件的调查与其说是搜捕政府中的共产党间谍，不如说是对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的一次攻击。当8 月份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作证时，1948年大选已经迫在眉睫，如果能在这时候从民主党政府中抓出一个共产党来，杜鲁门将会名声扫地，共和党获胜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他在给杜勒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竞选中应该强调的另一点是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正在联邦政府的工资名单上……对共产党人在新政名义下渗入政府的攻击可能是那些竞选政府职位者的最好的手段。”他建议杜威应该许诺“在一个不怕找出政府工资名单上的不忠者的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无情的调查。”（注：Roger Morris （1990）， Richard Millous Nixon: TheRiseof anAmerican Politician, New York, N.Y.,Henry Holt & Co.,pp441- 442。）但是杜威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到钱伯斯交出政府文件时，选举已经结束，民主党出人意料地获胜。尼克松虽然靠着希斯案件再次当选，但已经变成了众议院的少数党成员，而原来负责调查希斯案件的小组委员会成员也落选的落选，进参议院的进参议院，只剩下了尼克松一个人。在杜鲁门政府挟大选获胜之余威想一举掩盖掉希斯案件的情况下，如果尼克松硬要追查，那等于是在单枪匹马地和整个政府作对，万一查不出钱伯斯未交的文件，等于是授人以柄，弄不好还会结束他的政治生命。而这时他作为搜捕共产党间谍的猎手的名声在全国已经确立，反正案件已经移交法院，停止调查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反而可以让他抓住此事对杜鲁门政府包庇共产党大做文章。正是这种想法使尼克松不愿对钱伯斯作进一步的追查。到“南瓜文件”被发现之后，尼克松的态度再次积极起来。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希斯进行调查的时候，只能证明希斯是认识前共产党员钱伯斯的，但现在却可以断定他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间谍，对民主党政府的指控也更加有力。再加上他打算在1950年竞选参议员，可以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所以尼克松重新积极参与案件，极力主张纽约大陪审团断定希斯有罪，并指责杜鲁门政府妨碍司法公正。最终希斯被判犯有伪证罪（间谍罪的起诉时效已经过去），尼克松也当选为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