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告别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极端性，向和平发展的阶段过渡，比如，摒弃了征集制，不再压缩私人市场，与票证制告别等。但它只是摒弃了极端性，却并没有同这种政策的主脉相分离，仍然保持着牢不可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和主要生产工具的国有化，以及对外贸、交通和财政系统的垄断和对批发商业事实上的垄断等。从规模上说，巨大的但内部虚弱的国有成分只是靠一系列特别的经济管理方式来支撑，它与新经济政策是矛盾的。在国家所掌握的工业领域，市场关系的发展极不均匀，也不深入。国防工业实质上处于市场框架之外，它由国家预算拨款，原料供应执行指定的偏低价格；燃料工业中的主要产品也是以硬性规定的价格提供给计划需求者；托拉斯的经济核算从来就没有执行，它从来就没能摆脱国家的控制而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且，从20年代中期，托拉斯实际上强化了行政计划干预原则。Л。А。涅列齐娜在《1921-1925年国家工业的改组：原则及发展趋势》一书中对20年代的工业做了如下评述：“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中，生产的浓缩过程得以持续，高度的生产浓缩成为生产垄断化的发展基础，它与市场关系发生了矛盾。”“新经济政策年代工业管理的改革导致两种主要趋势--非集中化和集中化的斗争。”（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1页。）而И。А。伊萨耶夫认为， “新经济政策原则中的集中化趋势一直存在到新经济政策末年，即1927-1928年。”（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1页。）
    类似的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也出现在财政领域。事实上， 在1922 -1924年实行财政--经济改革后，这种趋势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曾有过这样荒唐的事情：1926年7月2日，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降低国家工业短缺商品价格的决定”。Ю。П。托卡列夫认为，从市场经济原则讲，“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短缺商品的价格，一方面可以限制其需求者的规模，同时也刺激了生产，而苏联的经济体系则恰恰相反，……显然，在这里市场早已不存在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 ）1927年7月，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具有经济改革性质的决议， 制定了对所有工业及部门和企业确定的平均利润率，而一切超出这一额度的利润都应上交国家，以便分配给那些亏损企业。正如Ю。П。托卡列夫所指出，“众所周知的‘停滞时期’的平均主义和补贴在1927年就已存在了。当然，并不是说30-80年代的行政指挥体系的所有成分在1926-1927年间都存在，但重要的是，其中很多成分在这个时候已经存在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
    过多的国家计划在农业中也存在。Н。Л。罗加林娜在其《新经济政策与农民》一书中指出：“新经济政策在农村的实行事实上拖后了，也不连贯，它没有坚实的法律保障，甚至还在起点上就已被套上锁链了。……富裕阶层实现独立使用土地的希望由于土地国有化和外贸垄断而被遏止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 ）从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政方式增长的过程。从1921年春到秋，国家试图对除军事共产主义年代那些基本领域之外的其他几个粮食部门保持垄断，而1921年秋到1922年夏又实施了快速而急进的粮食市场的非垄断化，粮食采购主要在市场基础上进行。不过，国家合作社的粮食采购机关同时也逐渐强化了。1924-1925年，开始了对私人粮食贸易的行政进攻，采取了一系列不成功的尝试，试图用国家指令取代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1926-1927年，国家对粮食市场最终恢复了垄断，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最终被国家指令所取代；而解决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的办法，更完全是国家强制行为了。В。В。卡巴诺夫由此作出结论：“20年代的农民既没获得经济活动的自由，也没得到经济创造性的法律保障。国家的阶级政策使农民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不但没有促使他们去致富，反而在贫穷中养成依赖的心理。有意识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农民那儿是越来越窄了。”（注：Г。А。戈尔久戈夫主编：《俄罗斯的史学研究--近年来的趋势》，莫斯科1996版，第242页。）20 年代对农民生活的调整实际上总是带有“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中国家总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或者以行政和法律的形式干预经济过程，或者直接参与生产。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中是一种二元的行政市场体系，它在经济与政治的矛盾之间寻求克服危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在经济自由和政治极权主义的相互制约中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应该说，1921-1928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农民武装起义的浪潮衰退了，国家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打破了外部的经济封锁，使苏维埃政权稳固下来。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本身的不系统、不完善及其多变，再加上政治因素的干扰，苏联20年代的经济远没发挥尽其潜力，而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多次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如：1923-1924年的销售危机（工农业剪刀差危机）、1926-1927年尖锐的商品匮乏、1927-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等。交替增长的危机表明，新经济政策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动摇和分化了经济，产生了更多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如非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速度高于公有成分；后期的资源和资本对有效的经济调整明显不足；城市和农村中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结合是建立在同国家的政治监督和调整相矛盾的基础上的；商品更加匮乏，特别是工业品；市场供应紧张日趋尖锐化等等。1921年的危机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新经济政策导引到另外的轨道上了，它使危机具有了新的特征，提出了新的历史选择的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方案：一是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又称为“布哈林的选择”）；二是用行政命令式的亦即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管理经济建设。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决定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末的夭折，是二元的行政市场体系向30年代行政命令占绝对优势的经济模式渐变的过程中合乎规律的步骤。新经济政策作为20年代创造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例实践，非常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如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实行经济核算、计算收益率、企业自治、商品信贷关系等等，这是历史上从行政命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第一次尝试，尽管不很成功。与新经济政策相比较，90年代初俄罗斯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认真总结20年代新经济政策产生、实施的经验及教训，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苏联20年代的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分析俄罗斯今天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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