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重大利益，而且其发展、演变对国际格局也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从宏观上探讨中美关系的演变并总结历史经验，对把握现在和指导将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
    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的“亚洲新秩序规划”中，力图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亲美”的国家，并把国民党政府扶植成实现这一蓝图的伙伴。但是，1948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迅速发展， 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很难期望现在的中国政府或者任何一个反共的中国联合政权，能够用军事手段或任何其他手段来消除共产党的威胁。”（注：《中国白皮书》，230页，斯坦福大学，1967。）国民党政治、 军事力量及经济状况的严重恶化，更使美国政府深为怀疑它是否还能长期存在。但美国政府不甘心就这样失败，退出中国，也不愿背上抛弃国民党的“罪名”，所以存心观望，举棋不定，对新中国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并确定了中共的对策。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我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毛泽东认为，即使美国承认新中国，也是为了进行内部破坏，因此最好不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是要打倒它，而不是承认它，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承认它们。”（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美政策基本原则，在思想上、军事上作好与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在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采取“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中共中央确立了上述政策后，又决定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和接触。1949年1月2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明确规定：“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规定对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因为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7～18、78、233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但是，随着南京解放，这一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美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法与中共接触，以求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对原先的政策做了调整。4月28日， 毛泽东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也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毛泽东外交文选》，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两天后，中共中央把这一精神告知美英等西方国家：“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61页。人民出版社，1991。）
    5月初，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 司徒雷登立即要求与黄华会面。5月10日毛泽东指示：“黄华可以与司徒会面， 作非正式谈话，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注：《毛泽东外交文选》，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黄华与司徒雷登首次会晤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政府，表示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司徒雷登表示希望近期访问北平，6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并告诉他，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愿意跟他见面。遗憾的是，美国国务院却于7月1日拒绝批准这次旅行（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这使中共更加坚定了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判断，“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35页。人民出版社，1991。）。是美国“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使两国丧失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中共不得不中断了与美国的联系。
    此后，美国对华政策重点由“阻止中共取胜”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艾奇逊认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对新中国进行破坏、颠覆，伺机推翻它；一是使中国脱离“莫斯科仆从”的地位，施加有力影响来改变它。他认为后一种办法更明智。1949年10月，艾奇逊提出美国承认中国三条件，即“新政府必须有效地控制它宣称由它统治的领土；承认它的国际义务；其统治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意”（注：南希·塔克：《尘埃中的格局：1949-1950年的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之争》， 252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显然，美国的“承认三条件”与中共追求的政治目标格格不入。美国想保留不平等条约，而中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在这点上双方没有妥协余地。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一个致力于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的耻辱的政治力量怎么可能去和制定那些不平等条件的既得利益者妥协呢？”（注：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263页，三联书店，1986。 ）于是美国便以此作为拖延承认的借口，并阻挠别国承认新中国。在美国看来，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危险对手，但美国决不能把新中国说成是成熟的国际力量，因为如果承认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就破坏了它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新中国的主要依据。
    以上表明，中共中央曾对1949年初确定的，对美国不承认、不接触的较为僵硬的政策作了适当调整，既不急于寻求美国的承认和建交，同时在美国采取主动的情况下准备进行外交接触并考虑与之建交。这种微妙的变化，表面看是黄华和司徒雷登几次接触的结果，事实上，无论美国还是中共，都无意一定要改善中美关系。双方都深为反共或反帝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对对方充满戒心乃至敌意。双方都期望对方主动为改善关系而让步，自己却谨小慎微，不愿做出这种让步。
    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决策重新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杜鲁门命令美国陆海空三军介入朝鲜战争，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无疑是把朝鲜内战国际化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
    战争初期，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苏联是始作俑者，而且很可能是中苏对自由世界全面出击的开始（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因此决定采取强有力行动，坚决反击共产主义集团的严重挑战。6月27 日杜鲁门宣布：“对朝鲜的攻击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而且立即会使用武装的进攻与战争。”（注：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5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实际上其真实目的在于阻止中国收复台湾。面对美国蓄意霸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注：《周恩来外交文选》，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注：《周恩来外交文选》，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为防备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 中国政府在军事上加强战备， 在外交上发出警告。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请其将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中国将派遣部队参战。1950年10月7日美军进入朝鲜北部， 向中国东北边境逼近。面对侵略威胁，中国政府认为，与其坐等其打进国门，毁坏我东北工业基地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如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其让美军兵临鸭绿江，不如把他们赶回三八线以南，不然“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注：《周恩来选集》下卷，51～52页，人民出版社，1984。）中国领导人对抗美援朝可能引起的最坏后果作了仔细研究，认为必须派军去朝鲜，即使遭受损失，也仅仅意味着解放战争延长几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战线在三八线稳定下来。在军事上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双方都认识到谈判是唯一出路。
    朝鲜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敌对状态结束，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愈加严厉。1950年12月3日美国商务部命令， 一切输往中国大陆或港澳的货物，需经甄别手续，同时取消输往中国大陆、港澳的商品普通许可证制度。1951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为侵略者。2月1 日联大也通过同样的决议，从而为美国全面推行惩罚中国的政策提供了“合法”依据。在美国极力鼓动和操纵下，5月8日第五届联大通过正式决议，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施禁运。据统计，共有45个国家参加了对华禁运（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111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为把中国长期排斥于国际事务以外，1953年美国国会决议：“共产党中国不应该作为中国的代表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决定一旦联合国恢复中国的代表权，美国将在下一会议年度停付会费。艾森豪威尔保证，美国不但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且将要求其他国家反对此事（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769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面对外部威胁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困难，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维护和平是从事建设和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为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平等相处，维护我国的独立与安全，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被巧妙地运用到我国和平外交的实践中，特别是运用到对美国的政策中，并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