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不仅表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外交接触的机会。美国先是对中国的参加横加阻挠，后又提出中国不能享有同英、法、美、苏等大国平等的权利，最后还宣布：虽然美国参加了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注：蒋相泽、吴机鹏：《简明中美关系史》，281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对此，周恩来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同美国接触”，而且杜勒斯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中美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会议期间，当美国请与会的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要求释放在押美国人时，中国代表团抓住机会，对英国代办说，既然中美两国在日内瓦都有代表团，不妨直接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不必再通过第三国代表（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23～2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6月5日到21日，中美两国代表团共举行四次会谈，双方联络员又接触两次。中美直接会谈使两国关系改善出现一线希望。王炳南回忆说，日内瓦会议“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2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拼凑“东南亚安全体系”，并协助台湾国民党政权加强军事防御；1950 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了价值14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向台湾派遣编制庞大的美军顾问团，负责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协调双方军事行动（注：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 》， 13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954年8月2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4年7月26日， 中国正式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宣布挫败美国侵略和颠覆活动是中国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8月1日和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分别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作为解放台湾的第一步行动。12月2日， 杜勒斯与台湾“外长”叶公绰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武装占领台湾的行动进一步长期化、“合法”化。1955年1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仅用3 小时就攻取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这是对美国分离台湾与大陆企图的沉重打击，既避免了与美国正面冲突，又表明中国人民不承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但是，这一举措也暴露了军事行动的局限性，中国还必须在外交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
    1955年4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4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5月13日，他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又明确指出， 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采用和平的方式。中共充分运用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内政与外交分别处理的办法，寻求国共间的一致性，灵活处理双方关系，不仅为中国争取到外交主动，而且为改善中美关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为使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中国采取了灵活主动的策略。会谈前夕，周恩来总理用和解口吻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指出：“美国占据台湾和干涉中国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远东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而“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当然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认真协商，逐步得到解决。”（注：《人民日报》《每日新闻稿》1951年7月5日。）当时中美双方就会谈议程及目的存在原则分歧，中国认为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和安排杜勒斯国务卿与周恩来总理直接会谈，以及建立文化联系等实质问题，而美国只想让中国释放扣押的美国人，并让中国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4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在会谈过程中，美国代表多方防范，试图避免给世人造成美国政府改变既定政策或准备承认中国的印象。为此，他们拒绝提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的名单，拒绝中国代表关于在协议声明中写入授权印度驻美使馆和英国驻华代办协助双方遣返人员的建议，坚持用“邀请”代替“授权”。为推动谈判，中方做出让步。中美两国于9月10 日就侨民遣返问题正式达成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注：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5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唯一达成的协议。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谈判136次，历时15年。 时间之长，交锋之激烈，为国际关系史所罕见。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对华遏制的直接原因是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经济上，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全面禁运。政治上，力图把新中国摒弃于国际社会之外，全面援蒋援台，维持中国分裂局面。更有甚者，美国政府还阻挠两国民间往来，拒绝给愿到中国的美国人发放护照，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大使级会谈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更加深了中美双方的敌视与对抗。
    三
    综观40年代末～50年代的中美关系演变，中国领导人显示出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敌意，缓和与改善中美关系。遗憾的是，这段时期两国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政府敌视和孤立中国是两国对立的主要原因。美国始终坚持敌视中国的顽固态度，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采取高压政策，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美国对朝鲜和印支问题的安排。当中国表示反对时，美国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在国际上诋毁和孤立中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阻挠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积极从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解放战争的胜利把蒋介石赶到台湾，美国干预中国内政，派出第七舰队梗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从此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为扶持台湾政权，美国向其提供军援经援，千方百计阻止中共解放台湾，把台湾当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事实证明，虽然时代不断变化，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大国霸权主义立场始终没有变。
    第三，中国政府对美政策不稳定也是两国改善关系机会丧失的一个原因。现在看来，美国敌视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完全消除两国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若能更有效地处理两国关系，及时抓住有限的机会，改善关系并非没有可能。可惜的是，中国政府处理问题的一些具体做法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曾积极打通中美联络渠道，但会后中国便大规模开展解放台湾运动，迫使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表态，使美台关系固定化，中美敌对进一步加深。以后，从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发表著名的针对台湾问题的谈话，到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多次私下向约翰逊表示中美和解的希望，中国在对美政策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使美国政府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但是中国在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上犹豫拖延，使反华反共的杜勒斯等人有机可乘，以所谓中国扣押美国人质为由，反对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拒绝美国记者访华。
    第四，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使中美两国既缺乏沟通的渠道，更缺少互相理解的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国政府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欠妥，影响了关系改善。作为两个超大型国家，中美两国在任何时候都有很多利益冲突，同时也有大量利益重叠。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除了不能选择战争和结盟等极端作法外，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空间发展相互关系。两国政府应该认真了解对方，谨慎处理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不管中国国力如何增长，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与美国的国力无法同日而语，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和作用将继续对中国切身利益产生巨大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加强对美国的研究，全面、系统和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美国，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行之有效又不失原则的对美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必须面对中国迅速发展和日益强大的现实，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对中国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和意识形态化的政策，代之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并以更加积极的政策处理中美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中美双方都应当接受历史的教训。两国之间只有保持和平友好关系才是最符合双方人民最大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