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社会政治文化演变,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近百年中国社会的激荡与转型,似乎有迹可循。《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即作了此种尝试,并得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思考。
    东西南北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任何国家、民族的政治演变,和这个国家、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也不例外。
    在过去的百年中,中国社会的转型,时间之漫长、过程之艰难、代价之沉重,为各国所罕见。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凌、掠夺,各种动荡带来的战乱,承受苦痛的都是中国人民。对此,有人归咎于同盟会的软弱,有人归咎于袁世凯窃国,有人归咎于国民党背叛了孙文,有人归咎于蒋介石独裁。其实,凡此种种,都是“果”,而不是“因”。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透过表象寻找本质根源,不难发现,地缘文化在中国历史走向中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东南方平畴千里,水腻山春,河流如网,湖泊如星;气候温暖潮湿,雨量充足;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冲积土,土质肥沃,人口稠密。
    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而西风气流则非常强盛,空气干燥,冬天寒冷,春天风沙弥漫。
    地理、气候不同,主要的粮食也不同。南方以水稻为主,北方以小麦为主。粮食构成的差异,一个吃饭,一个吃面,也是形成南北民俗、民风的原因之一。
    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到珠江文化
    在海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在两三千年间,经历了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这两个伟大的文明时代。黄河文化从西周走到秦汉,然后走下坡路;唐宋时期,长江文化崛起,走到北宋顶峰,又经蒙元,渐走下坡路。到明清时,随着世界海洋文明的兴起,中国的文化重心,移至珠江流域,形成第三个文化高峰——珠江文化。
    北方不愿承认南方有资格承载中国的正统文化,认为愈往南行,离文明愈远。但如果站在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情形则恰恰相反,愈往南行,离世界愈近,拥有4000多公里海岸线的广东,是中国与世界相接的最前沿。
    这种泾渭分明的地理结构和文化迁移路线,对南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洋从来是南方人托命之所,他们对海洋有着本能的依赖,而对长江以北,则抱有天然的警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征讨岭南,这五十万大军,是由北方的罪吏、逋亡人、赘、三代之内有商人户籍的贱民组成的。他们在平定岭南之后,马上掉转枪头,烧绝栈道,自立为国,与北方为敌。
    尽管汉武帝最终平定了南越国,但朝廷依然把岭南作为流放罪犯和谪臣的地方。这是造成南北在政治上长期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南方人眼里,凡从长江以北打过来的,无论是秦始皇的五十万大军,还是汉武帝的金戈铁马、抑或蒙元铁蹄、满清八旗,都是在破坏他们的家园,留下的都是惨痛的战乱记忆。
    上海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地方
    纵观历史,每当北方进入周期性大乱之际,如两晋五胡十六国、安史之乱、残唐五代、北宋末、南宋末、明末,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难到南方。这些人既有对北方宫庙城社的缅怀,更有家破人亡的悲惨记忆。他们不无对北方故土的追思,亦有对宗族血脉在南方得以传承与兴旺的期望,心底是“要活着”的倔强。
    千百年的沉积,逐渐形成了南方人倔强、坚忍、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宋、明末年,游牧大军在北方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但在南方,却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南宋、南明最后都灭于广东,这不是偶然。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之外,还有东西文化的区别。东部文化以江苏、浙江为代表,西部文化以陕西、甘肃为代表。东部带有鲜明的长江文化特征,而西部则更多呈现黄河文化的特征。
    在各地文化之中,上海是一个值得好好发掘、认真研究的地方。它和广东一样背靠海洋,但夹在南北之间,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血脉里,混合着南北与海洋的各种基因。它既不像南方人那么倔强、独立,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傲、大气。它灵活、圆通、善变,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典型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