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清朝关于东北沿海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地区和它的港口开始被看成为从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各省到东北所形成的商业和航运网络（可称为商业通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注：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这一通道自1684 年开海贸易以来就造就了商业繁荣和社会安定。在这一时期崛起的商界精英和他们的组织成为当局治理自广州至旅大间的沿海城市和港口的有力的合作者者。正是这一种长期形成的南北商业交往，促成了1826年大运河淤塞时当局作出了招商经海路往北京运送江南漕粮的决定。（注：林珍珠：《摇控，道光皇帝对大运河危机的治理》（1824－1826），密执安州安阿柏：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6年出版。（Leonard, Jane Kate.1996. Contrtolling from afar. The Daoguang Empr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l crisis, 1824-26. Ann Arbor MF. 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c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这种允许南方商人前往东北港口贸易的新政策是随着17世纪末开放海禁逐渐形成的。东南沿海民众自1644年至1683年的抗清行为，引起当局对他们是否臣服表示怀疑及对社会安定严重忧虑。由于确信社会繁荣就是海岸一带长治久安的最好保证，康熙皇帝制定了筹海政策：专为东南沿海四省制订了一套新的关税和防卫制度来扶助贸易和航海事业；这种制度促进商业和航运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在商界精英的帮助与合作下实现的。这些商界精英在海关系统与地方行政管理中起着官方所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到了19世纪初清朝当局已把这些有才能的商人视为可借助的力量，认为他们的贸易和航运网络对政府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是不可缺少的。这样一来，清朝的东北战略地图就延伸越过渤海而同中国海疆的商业交通网地图衔接起来了。
    19世纪清朝东北战略观的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由于清初“忽视”海岸事务，或是从东南沿海直到东北的爆炸性的商业扩张所产生的“势不可档”压力而形成的结果。导致清朝新战略观逐渐形成的复杂的因素是：清政府向边境地区的扩展；大清帝国范围内粮食供应网的改善；还有清廷和沿海商人集团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关系。刚好碰上了18世末到19世初之交大运河运输出现危机，使京师所赖以生存的运河漕运中断，上述这三个因素才结合起来真正起了作用。
    这三种因素的结合改变了清皇朝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的东北战略观，并促进清朝对沿海地区采取新的管理措施。第一，这种新战略恰好把东北沿岸纳入了那个更大的沿海政治经济关系网中；第二，促进中国漫长沿海地带商业网络的形成；第三，再一次肯定并加强了有关商业、税则、地方安定及城市管理等沿海行政方面的官民协作。这一切都影响了19世纪清朝对沿海地区的治理、对西方贸易和航运新方式的适应，及对西方的科技、行政管理方法与知识的有选择的吸收（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本篇论文探讨了清朝东北沿海地区战略的由来与演变：起初清朝加强了该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并把它同外界孤立起来，后来--具有讽刺意味地--又在19世纪初鸦片战争以前，转而促成了它和沿海运输网的联系。本文重新讨论了近来几部论述清朝建国的著作中所涉及的关于早期东北战略观形成的问题。
    清朝三个京都的建立
    综观中华帝国历史，战略上的当务之急每每牵涉到对都城的治理。这些必须立即考虑的东西都围绕着政治军事的安全，朝廷谷仓的设施以及维持后勤路线的畅通以确保文武官员和京师周围人口的口粮供应。当蒙古族的元代（1264-1368）建立大都作为京城的时候，他们把中华帝国的战略中心从黄河中游移到中国东北。这样做使蒙古人能够控制长城内的中国腹地和更远的中亚地区。为保证新的都城能得到必需的粮食供应，元朝改变了往东北的粮食战略供应线。为此，他们重修往北跨过山东的丘陵地带和河北原野的大运河系统。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工程。它的竣工是后勤供给方面的重大成就。这为以后各朝京都开辟了粮食供应线和交通线（注：罗荣邦：《忽必烈可汗在位时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议（1260－1294）》，《远东季刊》1953年出版。（Lo Jungpang. 1953.The controversy over grain conveyance during the reign ofKhubilai Khan 1260 to 1294. Far Eastern Quarterly 13: 262-85.））。
    清朝开国元勋同样具有元朝的抱负。他们花了很大力量去治理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注：白冰菊：《皇帝与大臣：清朝中叶的军机处（1723－1820）》，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Bartlett, Beatrice S. 1991. Monarchs and ministert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他们不仅仅扩大和改进了大运河的交通和全帝国的粮食供应系统（下面还要说到这一点）（注：王国赋：《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纽约州伊色佳，康奈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Wong, R. Bin. 1998.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Y Comell University Press.）），而且他们还把京城区域扩大到长城以外，包括了从内蒙古东南部直到南满（奉天）的这块地区。总体上说，这一地区是征服者的发祥地。清朝皇帝特在这里建立了北京之外的两个都城以表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第一个都城是沈阳，它被康熙皇帝（1661－1722）看作清朝皇室的礼仪、政治中心和满洲地区的心脏；它地处柳条边墙以东和以北直抵高丽的西边界；北面同黑龙江以北的地区接壤（注：Elliott, Mark C.: 《鞑靼的四周境界：满洲在帝制时代和民国时代的地理概念》，见《亚洲研究杂志》第59卷第3期，2000年出版，第603－646页。（Ellott Mark C. 2000.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d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603-46.））。第二个是承德或称避暑山庄，位于直隶省北部的内蒙古境内。这个大都城是大中国的象征，而且成了南至北京、东达沈阳及通往中亚、西藏、西南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