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最先发展东北商务的口岸。这是因为天津是大运河贸易往来、长芦盐区与新兴的通往亚洲腹地的商路的要冲以及它和直隶、奉天、山东等省口岸的货运联系（注：Kwan, Man Bun：《天津的商人世界：会社和一个中国城市的经济》，斯坦福大学1990年博士论文。（Kwan, Man Bun. 1990. The merchant world of Tianjin: Society and economy of a Chinese City. Ph. D. diss. Standford University.） Kwan, Man Bun:《天津的盐商，晚清中国的治国和民间社会》，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Kwan, Man Bun, 2001.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这些东北部的口岸在同上海地区日益扩大的棉花--大豆交易中迅速崛起，并带动各自紧接的小港口以及附近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位于辽东湾两岸女儿河和小凌河交汇点的锦州，是奉天的主要贸易口岸之一。盘山，位于辽河西支流双台子河以东，是一个较小的口岸。沙洲和浅滩在山海关和锦州之间的奉天海岸时有出现，锦州至盘山之间的海岸尤多。
    再往东就是辽河地区的一些港口：其一是营口，是个直隶厅的辖地；另一个是牛庄，它本是海城县的一个巡检司辖地。它的市场苗口，既是一个军营驻地，又是营口直隶厅的同知衙门的所在地。19世纪后期该地成为牛庄商埠的外国人居留区。奉天其余的港口都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旅顺（后来外国称为Port Arthur阿瑟港）就在半岛的顶尖上； 旅大（大连）就是其东面的避风港。
    直隶省只有两个堪称重要的沿海港口：就是上面提过的天津和在永平府境内、紧靠奉天和设在山海关的内地关的秦皇岛。沿岸较小的港口城镇有天津以南的歧口和天津以北的北塘、大青河口的一系列小市镇以及滦河靠上游的那一段包括河口和它的一块曲折蜿蜒的土地上所聚集的、以永平府治为首的一些市镇。直隶的海岸往北直达滦河口，多有沙滩。山东北岸的港口有海仓、莱州、登州和烟台；山东南岸作为往东北航路停靠站的有胶州湾的青岛和更往东的小镇石岛口。
    伴随着清代商业经济发展，沿海沿江商业中心的商人团体和它们的首领也开始在城市管理方面充当起重要的角色。（注：Lufrano,Richard John：《中国晚清体面的商人，商贸和自我修养》，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Lufrano, Richard John. 1997.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曼素珊：《地方商人和中国官僚，1750－1950》，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Mann, Susan. 1987.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吴振强：《贸易和社会：中国沿海的厦门网，1683－1735》。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Ng Chin-Keong. 1983. Trade and Society: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忠民：《清代上海短期过客和商务协会所起的世俗作用》：见安乐博和林珍珠合编：《龙、虎、狗，地方行政和国家权力的界限》。纽约州，伊色佳，康奈尔大学东亚系列。（2001 forthcoming. The civil role of sojourner andtrade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Local governance an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power in the Qing Period. Eds. Robert Antony and Jane Kate Leonard. Ithaca: East Asia Series, Comell University.））其中最有影响的那些商人组织与其它海港、内陆、城市和海外中心点建立了联系，甚至在那里设立了分支机构。到了19世纪，杰出的商贾承担了官府以外的重要职能如收集商税、管理市场、监听市情及航运情况，以及出资兴建和维修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充当城市慈善机关的头面人物。事实上，这些精英成了地方城市管理中的受人尊重的人物了。
    19世纪清朝战略版图的变迁
    19世纪刚刚开始时，沿海的经济是一种结构极为复杂而高度完整的商品经济。其买卖和航运的商品不止限于大豆和棉布。一方面，上海作为东北口岸商品的集散地日益扩大并吸收国内外的货品以使其种类日益繁多；另一方面到18世纪末期它又同东南的福建和广东进行长距离的直接贸易。国内的海上贸易集中于八条主要路线上；其中四条起于江苏和浙江中部沿海地区，另四条起于福建和广东（注：黄国盛：《 1750 －1830年中国海关的变革》，见吴振强和Edwin Li合编：《1750－1830年海洋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变迁》，新加坡国立大学，2002 年出版。（Huang Guosheng. 2002 forthcoming.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in transition, 1750 to 1830. "In Maritime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1750-1830. Eds. Ng Chin-Keong and Edwin Li.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结果，东北的口岸也直接合并于更大的沿海商业网--这些商业网甚至和江河的商业中心也相连了。
    更重要的是台湾粮商地位的逐渐上升，使台湾的商业系统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后勤位置。自17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在这里招商协助筹办军粮和福建的民食以来，粮商和它们的商业网就逐渐在地区粮食供应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注：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这种地位以及精明的大商人在城市行政管理上的作用都表现出一种互信互惠的坚定的工作关系。到了19世纪这些能干的大商人和他们的组织为沿海一带的官府提供了扎扎实实的帮助，而这种雇佣福建粮商的经验，给尝试以海运接济京师的粮食的办法提供了一模范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