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近关于清帝国的崛起与建国的重要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清王朝所设计的三个都城象征着其对中华帝国不同地方的统治，沈阳是清朝开国者把不同民族精英锤炼成能征善战的八旗军的中心；统治者赋予他们极高的权力与决策地位。（注：柯娇燕：《透明之镜：清朝皇族的观念》，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99年出版。（Crossley, Pamela Kyle. 1999. The translu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nifornia Press. ））北京当然是中国的首都，又是大中国的财政中心。承德是从康熙到乾隆皇帝逐步经营的都城。那里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几位清朝皇帝有意融合中亚各民族（包括蒙古人，突厥人和西藏人）以及汉族的不同特征的政治文化。
    关于清朝建国构想的研究已有清朝大量实践方面的文献可予佐证。这些材料显示清朝皇帝如何将中亚边区变成“间接”由中枢管治的行政领地。这一类的论文都根据已故的Joseph Fletcher和Robert Lee 关于设立管辖边区的机构和政治文化的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写成的（注：Fletcher, Joseph F.:《1800年前后清朝的亚洲腹地》，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版，第35－106、351－408页。（Fletcher, Joseph F. 1978. "In CHC 10, pp. 35-106.） Lee, Robert H.G.:《清史中的满洲边界》，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Lee, Robert H. G. 1970.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 ing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James Millward的著作《关外》探讨了清朝如何巧妙地操纵土地、商贸和征税等政策，并逐渐稳定了北疆和南疆的局势，因而尽量节省了中央政府的费用，并减少了当地人民的财政负担。（注：Millard. Janes A.:《关外：清朝中亚的经济、种族特点和帝国，1759－1864》。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Millard. James A. 1998.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Nicola Dicosmo关于这些新征服地方政府的多变的行政形式也说明清当局是如何巧妙地设计不同的行政方式来适应当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传统。这样灵活的策略和行政形式的变换同样可以从新近研究西南边疆行政的著作中明显地看出来（注：Dai Yongcong：《清代西南边疆的崛起，1640－1800》，华盛顿大学1996年博士论文。（Dai Yongcong. 1996. The rise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under the Qing. 1640-1800.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约翰·赫尔曼：《种族融合和地区称霸：清朝扩张的政治和文化动力，1650－1750》，华盛顿大学1993年博士论文。（Herman, John. 1993. National intergration and regional hegemon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Qing state expansion, 1650-1750.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最后Mark Elliott关于八旗兵的文化和组织的论述指出了八旗的行政系统对于清帝国的扩展和统治方法的重要影响。仅仅以上这一些例子就足以清楚地说明清朝善于周密地策划并灵活地制订适于地方的行政管理的方式以利于统治它的地域广阔的帝国了。（注：Elliott, Mark C.:《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Elliott, Mark C. 2001. 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al China.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些关于探讨清朝对战略空间概念的转变的文章也补充了对清朝建国实践的研究。Mark ELLiott在论及描绘满洲地图的论文中主张清朝皇帝特意给这块地区赋予一种独特地位以便建立这个朝代这块地域的领土所有权，并加强了清朝帝王作为领袖的政治身份（注：Elliott, Mark C.:《鞑靼的四周境界：满洲在帝制时代和民国时代的地理概念》，见 《亚洲研究杂志》第59卷第3期，2000年出版，第603－646页。（Elliott, Mark C. 2000.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3:603-46.））。James Millward 在他具有远见的关于变化中的清新疆地图的研究中，也对清朝制图时的政治意图方面加以强调（注：Millard, James A. P: 《地图上：在新疆建立中华帝国‘西部地域’的地理和制 图术语集》，见《晚清中国》第20卷第2期，第61－98页。（Millard, James A. 1999. Coming the map. 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Late imperial China 20, 2:61-98.））。他分析了稳定北疆和南疆局势的过程。然后他争辩说，这些地图有助于解释延续至近代清朝帝国的强有力的地缘政治--行政的边界线；还加强何炳棣在几十年前的主张：清代稳定边疆对近世的重要性（注：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见《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2期，第189－195页。（Ho p'ingti.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189-95.））。
    最后，Peter Perbue对近世初期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把制图和定边界事宜归于扩大的中亚欧的框架之中来讨论（注：Perdue, Peter C.:《清朝廷和甘肃粮食市场，1739－1864》， 见李明珠、罗友枝编：《从经济观点看中国历史》，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25页。（Perdue, Peter C. 1992. 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In Li and Rawski, eds. 1992, 100-125.）），他主张内部和外来的影响都对三国的军事政治结构产生影响。他们分享了诸如勘查和制图的技术，但各国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促进自己的议事日程。他认为：康熙帝利用西方的制图、测量技术和耶稣教的技术员纪录和用文献来证明清朝的边界是合法的。
    这些最近的研究突出了中华帝国对它的东北三京城地区越来越多的战略的忧虑。这个战略区当然包括和它相邻的海域：包括奉天、直隶、北部的山东省和辽东湾、渤海湾，它也包括下面的重要商港，如烟台、登州、莱州（山东）、天津、秦皇岛（直隶）、锦州、营口、牛庄、旅顺和旅大--这些港口在明代随着同上海的棉花--大豆交易而兴盛起来的。渤海海峡把辽东半岛和山东北岸隔开来，既作为东北沿海部分和外海之间的屏障，又缩短了进入三个京都中的两个河道、即经辽河到奉天中部的沈阳和经海河--大运河到北京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