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人奢靡观念的演变
    近年来学者们经常论及明清奢靡现象的盛衰与扩展，注重分析其在时空方面的变化，但却忽略对奢靡观念这一问题发展变化的深层次考察。正因为从地方志来谈奢靡观念者绝少，故对这一观念变化的考察更为罕见（注：参见拙文《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0期。）。这里，本文将就上述奢靡观念在明清时期的变化与某些非主流性的奢侈观念作一初步考察。为行文方便，简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超过某事项实用需要与原本不应有的消费活动以及稍许炫耀攀比等得到默认与肯定，甚至不再属于奢侈之列，同时认为所谓奢侈现象的出现正是经济发展及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体现，而不是将消费者的心态作为成因与判断标准。
    明清时期福建的一些变化值得注意，例如万历《邵武府志》卷10《风俗》部分多次指出所属各州县所谓的奢侈状况，如泰宁县，“泰之产只苎布耳，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已极”。然而到了清代，在与其相邻的延平府，雍正《永安县志》的观念则显著不同，认为某些方面的攀比求新，无伤大雅，“民皆务本力农，谨身节用，间有挟策出游吴越者，即炫其侈丽，不过衣服器用偶传新派，酒食宴饮颇示珍奇，土著之人罕有竞效之者，固无害于奢俭之大防也”（注：雍正《永安县志》卷3《风俗》，1940年铅印本。）。
    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以平实的语言记述此类现象，将其视为客观现实而未置褒贬之词。如：“凡宴会，主人先期折柬，届日催邀，先献茶食，乃列席，宾主献酬毕，就坐，或八簋十簋毕陈， 更洁杯斝，陈果碟，或十六或二十，富家或张乐设优，姻亲初会，尤重常会，肴馔亦十簋或八簋（乡间多用九簋），近世不拘簋数，惟以肴馔之美、器皿之精为盛。”（注：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志·风俗》，1940年重印本。）有的认为对稍许的奢华无需制止，防微杜渐大可不必，“国初兵氛胥焰，士民之蓬葺绳框、缊袍土簋犹多不给。今则室宇翚飞，而衣裳蝣楚，婚丧亦多兢耀，然风气由朴始华，尚非太甚，可无奢而示俭之虞”（注：乾隆《清泉县志》卷2 《地理志·风俗》。）。更有甚者还为不逾制的奢侈行为辩护，如嘉庆《东台县志》说：“素封之家稍事奢侈，然不至逾制也。”（注：嘉庆《东台县志》卷15《风俗》引《中十场志》。）
    万历年间，松江一带迎神赛会，后被禁止，“各镇赁马二三百匹，演剧者皆穿鲜明蟒衣靴革，而幞头纱帽，满缀金珠翠花，如扮状元游街，用珠鞭三条，价值百金有余，又增妓女三四十人，扮为寡妇征西、昭君出塞，色名华丽尤甚，其他彩亭旗鼓兵器，种种精奇，不能悉述，街道桥梁，皆用布幔，以防阴雨，郡中士庶，争挈家往观，游船马船，拥塞河道，正所谓举国若狂也……壬辰（1592），按院甘公严革，识者快之”（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511页。）。苏州府也对演戏报赛加以禁止，“四五月间二麦登场时，醵人金钱，即通衢设高台集优人演剧，曰扮台戏。其害，男女纷杂，方三四里内，多淫奔，又盗窃乘间，且醵时苛敛，伤及农本，乡镇尤横，近二三年以禁暂息”（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676《苏州府风俗考》，第13859页。）。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志对春祈秋报之中的演戏娱乐予以正面记述，在宣化府，“春秋祈报，里社则长者敛赀，少者趋事，备牲礼祀神，召优人作戏剧娱之……其会中人竣事，则依辈行序坐，飨神馂余，鼓吹喧阗，醉饱歌舞而罢”，而且官方也参与其中的娱乐活动，“附郭三卫轮年递办于定安门官厅，卫官督委旗甲，整备车辆及各色器物，选集优人小妓，装饰如西施采莲、昭君出塞之类，种种变态，竞巧争妍，教习数日，谓之演春。届期都司长贰率属往迎，前列优妓，殿以春牛，士女纵观，填塞街市……谓之送春”（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55《宣化府风俗考》，第9145页。）。不过这种演戏酬谢在制度上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明确肯定。到雍正时期这一情况发生变化，雍正皇帝认为对于演戏娱庆等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他说：“查州县村堡之间，豪强地棍借演戏为名敛钱肥己，招呼匪类，开设赌场，男女混淆，斗殴生事，种种不法，扰害乡愚。此则地方有司所当严禁者。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咏太平，在民间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批评“但称违例演戏，而未分晰其原由，则是凡属演戏者皆为犯法”的做法。另外根据江南总督赵弘恩乾隆元年的上奏，他在雍正年间曾对地方上的聚众演戏等严加禁止，“是以地方凡有随会烧香、团聚演戏，流而为酗酒乱淫、结党积匪，大有关于世道人心，密访严拿”，但对去年冬天江南的演戏报谢之举却有另一番解释与处置，“缘去冬江南之民因蠲免皇恩，间有演戏报谢之举……且时值冬末春开，麦穗未生，无从蹂躏，虽亦当惩禁，然缘其欢欣鼓舞，出自中诚，和气冲融，天心致顺。是以臣曾面谕诸属，留心劝禁，勿相夸耀”，认为民间演戏报谢等是属于乾隆所说的“天理之宜、人情之顺”之事，因此演戏未必“违例”应禁，而需要具体分析其原因（注：乾隆元年四月十八日江南总督赵弘恩奏，《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第29页。）。
    另外，一些地方志的作者将当地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经济盛衰相联系，由对奢侈的主观批判转向寻求、解释其背后的客观原因，为奢靡的存在寻找依据。嘉靖《太平县志》记载，明初“法尚严密，百姓或奢侈逾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人们衣着住居朴素，合乎规定。“正统间，稍稍盛此，法网亦渐疏阔”。成化弘治间，“生理滋殖，田或亩十金，屋有厅事，高广倍常，率仿效品官第宅，丈夫衣文绣，袭以青绢青绸，谓之衬衣，履丝策肥，女子服五采，衣金珠”。正德中年以来因经济衰退，“虽日挞而责其奢靡佚游，不可得已”（注：嘉靖《太平县志》卷2《地舆志下》。）。虽然也提及法律疏严与奢侈风气之间的关系， 但将经济的盛衰作为最核心的原因，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太湖县地方资料认为，当地明末时“日流侈靡，乐嬉游，相习浮竞，亦渐积使然。今又颇向勤俭，或亦势穷则返之理耶”（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778《安庆府风俗考》，第14711页。）。康熙《龙游县志》也持同样观点：“邑中室庐，往称朴素，万（历）中叶，渐以雕琢相尚，近日物力不瞻，始稍稍从旧。”（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志》。）更有的县志回避等级伦理，由对所谓奢侈的指责与否定变为一定的肯定与赞许。康熙《石埭县志》载：“《旧志》，灯节有四十八大姓，轮放花灯，照天烛地，笙歌达旦，为鱼龙曼衍之戏。此虽耗费，然亦见升平日久，风景繁华。今则闾阎告匮，亦无前此之侈靡矣”，将所谓的侈靡视为社会升平、经济文化繁荣的表现（注：康熙《石埭县志》卷2《风土志·风俗》，1935年铅印本。）。另外就同一地区而言， 认为奢俭之别是由于贫富不同造成的，乾隆《安溪县志》指出：“贫富不一，奢俭顿殊，城邑乡村，习尚不无各别”（注：乾隆《安溪县志》卷4《礼制》。）。道光《广宁县志》说：“康熙雍正间，墙宇质朴。 迩来山田广辟，特产之利数倍于前，附城富室，陶砖砌石，丹楹刻桷，一屋动费多金，乡村富户大略类是。其次多用土砖，略加粉饰，贫民则茅茨竹篱，仍前俭朴”（注：道光《广宁县志》卷12《风俗》，1933年铅印本。）。
    上述所谓奢侈现象的出现正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体现，这一认识在部分私人文集中也有反映。陈祖范曾对此评述道：“闻诸故老，享宾或二品四品而已，今以陈馈八簋为常供，器加大，味加珍；衣服多布葛，冬寒绝少裘者，今出必重裘以为观美，余时非罗绮不御矣；往时屦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往时茶坊酒肆无多家，贩脂胃脯者，恒虑不售，今则遍满街巷，旦旦陈列，暮辄罄尽矣；往时非贵显不乘轩，今则肩舆塞路矣；歌酒之画舫日益增，倡优之技日益众，婚娶摄盛之仪日益泰，为土稚桂魄诸哗器之物日益巧，隙地皆构屋，官河为阳沟，而琴川故迹益湮，凡此者岂非人民富庶之效哉？”即认为明清时期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的如此消费是生活水平提高、百姓富庶的具体体现（注：陈祖范：《司业文集》卷2《昭文县志未刻诸小序·风俗》，浙江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九年刊本，此据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