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所认识到的”，是因为我谈到的面比较窄，对整个问题缺乏研究，多半只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可能挂一漏万。所以，就谈“我所认识到的”吧。
    20世纪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的联系，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49年以前；二、50年代到70年代末；三、80年代以后。
    一
    1920年，李大钊写了一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关于唯物史观的史学著作了。随后国民革命军北伐。这次革命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但在整个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的灵魂。随后出版的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和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都可以说是在唯物史观引导下的产物。可悲的是这两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后来都堕落为汪精卫伪组织的汉奸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前后出现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在中国史学发展中产生影响的一个高潮。
    在这次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中国社会史的认识是五花八门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正常的，是可以想像到的。唯物史观刚刚进入中国，参加论战的人又大多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缺少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意见、认识，自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独到之处的。各有独到之见，凑到一块便是五花八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旧的老牌书店，如商务，如中华，都一时黯然无色。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一时都只能退避三舍。
    其后，陶希圣创办中国社会史专刊《食货》半月刊，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余绪。陶希圣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果不经过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这话是合乎辩证法的。
    《食货》的出版，从时代形势上看，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反思。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中国社会史发展形式，热烈地争论了一番，但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论战者对中国社会史料掌握得不多，多半是只有一些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在手。争来争去，只是理论之争；对中国社会史，争不出名堂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大家心目中便产生了读中国书，搜集中国史料的愿望。
    因此，《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它的出刊，是顺应当时史学发展形势演变的潮流的，是人心所思。陶希圣抓住了这个机遇而已。
    二
    解放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大时代对每个中国人的要求。学习唯物史观，是对每个历史工作者的必然要求。对史学工作者说，这是思想改造、是任务。
    随着唯物史观的输入，教条主义也就跟着进来。学习唯物史观的范本，主要的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在苏联已是教条，到中国也被当作教条。五种生产方式就是五种生产方式，不准有变动。雷海宗教授就因为说中国没有奴隶社会，成了右派。
    在50年代到70年代末漫长的岁月里，唯物史观的发展也出现两次小高潮。一是5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一是70年代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5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号召下出现的。论战大体是一面倒的，是在“西周封建说”领导下进行的。虽然也有杂音，但声音不大。我大胆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但是战战兢兢的，生怕招来麻烦。
    三
    长春的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讨论会是在“四人帮”彻底垮台之后召开的，政治气氛宽松多了。当时分期说的主导思想是郭老“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但“汉魏之际封建说”也敢发言。我就在会上作了关于“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有位学者在会下就说：“这次会是西周封建说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可见这次会的宽松气氛。这位率直的好友，现在已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