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气候在变化。改革开放后，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不断涌向中国来，同时人文社会科学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内，一下开开门窗，看到外面一片新天地，什么都是新的。大家贪婪地吸收新东西。
    我最早闻到的是新三论、旧三论。我没有深学过三论，我当时的感觉是：三论的内涵并没有超出辩证法。但我也感觉到我是不是对新思想、新东西不能接受了，落后于时代了。
    今年4月3日在《光明日报》“史学版”读到对《中国社会史论》一书出版座谈会纪要的整版报道，大标题是：“拓宽社会史领域，深化社会史研究”。读后非常高兴，高兴到非常兴奋而又多有感慨。我是学中国社会史的，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新硕果、新成就的问世，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队伍的壮大，自然高兴、兴奋。这也是很自然的。
    但读后回思，又略有失落、失望之感。我逐渐意识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变了，研究内容的重点变了！辩证唯物史观不见了，法国年鉴派兴起了。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宗教，家庭，风俗习惯等的研究多起来了，而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研究萎缩了。
    我不反对社会史研究要包括社会生活、宗教、家庭、风俗习惯等等，但我认为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应该是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我也不反对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因为它的理论、方法有些也符合辩证法。但我认为研究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方法应当是辩证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史的主要方面应当是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
    我在今年4月7日南开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以“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的主流”为题，讲了如下的话：“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我总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规律的。掌握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动性，为改造世界作贡献。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是最大的学问。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经济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主要方面，是主。内容可以广；主，却不能丢。”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过：“在我看来，辩证唯物史观，乃是当代历史理论、历史方法论的最高水平。辩证唯物史观一点也不轻视精神、思想、心态等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辩证唯物史观只是强调一点：物是‘根’，是第一义的。离开这个根，便不能深入认识历史客观实际。如此而已。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如年鉴学派、政治文化学派等，如我所知，最好的观点，是对历史要作总体的研究，重视历史各种现象，政治、文化、思想等相互关联和交叉关系的研究。但这些不过是辩证法从整体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宏观、微观观点的实际应用。它们都包含在辩证法之内，而没有超出辩证法。”
    现在，我还坚持这些认识。
    但80年代以后，思想解放了，唯物史观却有点不时兴了，不被重视了。西方的新思想、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来了。大家抢先去吸收。
    现在是新世纪刚刚开始的年代，那么展望一下，唯物史观在21世纪、在今后的命运将如何呢？我的认识是：
    （一）在近期，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涌入，中国现代化向深处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会在中国更发展，更为多数人所执持。我说近期，这个“近期”，时间有多长，不好预料，不好说。
    （二）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人类社会历史实际认识的深入，辩证唯物史观会再次回来，为史学家所接受。
    真理，在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前，是打不倒的。因为它有生命力。换言之，有生命力的理论是打不倒的。
    “五四”时代，提出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的缺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分析。打倒“孔家店”，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笔抹煞。这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不公正、不合理，就不会成功。
    “文化大革命”挖了孔子的坟墓，推倒孔子的塑像，但打不倒人心中的孔子。孔子思想中有合理的成分，这是孔子思想的有生命力处。对孔子思想中的优良传统部分不予分析、扬弃、吸取、保留，是不对的。孔子是打不倒的。
    我相信，21世纪之初，西方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还要兴盛一时。过了一个热闹时期，辩证唯物史观会受到反思，起来争地位。过后，会复兴，为史学家再接受。
    江泽民同志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我拥护这段话。这段话，鼓舞我作了上面的发言。
    最后，我希望研讨辩证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的会，以后要多开。
    本文是作者2001年11月25日在“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