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人去日本留学，于中于日都有那些利益呢？高田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中方来讲，向日本学习先进文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对日方来讲，来日求学者越多，则间接或直接地对日本加深理解者就越多。毋庸置疑，与欧美相比，中国到日本的距离更近，物价也便宜得多，并且与其学习欧美的“蟹爬文字”，当然不如学习起源于中国的日本文字。进而言之，学习国外文明之目的是经过取舍选择后为本国所用，中国通过日本学习或多或少已东洋化的西洋文明，对中国无疑大有好处。在充分发挥本国独特长处的基础上，消化吸收西洋文明，日本致力于此项工作要比中国早三十年。中国通过日本输入西洋文明和被东洋化了的西洋文化，只要稍加咀嚼就可消化吸收，比此更佳的捷径恐怕没有了吧。
    对日本来说，中国留学生来日留学的所有消费，就是日方的一大笔收入，而这仅是有形的利益，无形的利益则更为巨大。从历史上看，留美者爱美国，留法者爱法国，以此类推，留日者则应当对日本持有好感，这就是所谓的无形利益。
    二留日运动自1898年开始不断趋向高涨的另一背景是日本方面的推动。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大量的利权，而且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军事力量的羸弱。通过三国干涉还辽和附带政治条件的借款，列强大肆地分割中国--俄罗斯在东北，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广东、广西，英国在长江流域--企图强占更多的势力范围，从而引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
    目睹西方列强蚕食中国，日本也不甘示弱，企图把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谋求在闽的铁路铺设权。当时负责与清政府直接交涉的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矢野文雄，为了顺利地推进这一交涉，一方面向中国鼓动所谓“我国政府拟与贵国倍敦友谊，闻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我国可为提供经费。（中略）人数以200人为限”；而另一方面，则向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机密报告：
    “关于福建省内铁路事项中所陈，设若向彼提出要求，为表示超于口头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教育之要求，据观察所得，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势力之良策。兹将其缘由详陈如下：如斯，则彼之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也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其器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另，法律、文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发展，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力将悄然又骎骎于东亚大陆！”（注：矢野文雄：《清国留学生招聘策》，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1989年7月。）年后，随着留学生的增加，与此相关的议论也随之增多，通过留学生的教育来培植势力的主张也时有所见，但如此详尽“精辟”的论述却不多见。据此可以看出，日本不仅把留学生的教育作为获得中国人信赖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期望通过它培植亲日势力，对中国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
    甲午战争后，日本针对中国，提出了诸如“分割论”、“保全论”之类的观点。在列强分割中国的狂潮中，很多日本人对亚洲的形势抱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一边提倡“保全支那”、“日清同盟”，一边向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高官游说派遣赴日留学生的重要性。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等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在保全论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把侵略中国作为目的，另一种认为两国应该真正地“唇齿相依”、“辅车相援”，日本不应该侵略中国。但是，无论是分割论者，抑或是保全论者，在积极地吸引中国人赴日，进行留学生教育方面，二者的主张是一致的。
    “我日本国民应以如何之觉悟来教育是等珍重的留学生呢？必须明白，他们受教育的成败，不仅极大地关系着支那将来之通塞，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势力在清国的消长。我日本国民应将此与人道、与一国之利害相鉴照，来教育这些留学生，而决不可以轻视。”（注：社论《清朝革新的微光·关于清国留学生》，《中央公论》明治32年9月。）“这些学生悉皆彼国学生中的佼佼者，其门阀地位盖居中等以上，而其之所以东渡求学，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造就刷新本国文物制度的素养。他们结束多年的学业，归国之后定能得到相当高的地位，在扶植文明、振兴国势上始终能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我国民决不能把目前面对的学生视为导常普通之辈，而是必须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教育他们、厚待他们，应竭尽善邻之好，让他们知道我国崇尚仁义之美德。（中略）或对其教育待遇采取粗漏散漫的态度，或者甚至凭借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大捷之威，干脆将他们视作战败国的学生，傲慢粗暴地对待他们，这一类教育者也难保不会出现。如果我国教育者中真有此类举措，那必将会引起留学生的厌恶情绪，以至失去留学我国之欲望。这不仅有损我国体面，伤害我国名誉，而且也将玷污我国对清国应尽的天职，消弱两国睦邻之好，当将来东亚形势风起云涌之时，失去相互握手并镳之道。”（注：《关于清国留学生待遇》，《教育时论》478号，明治31年7月25日。）由此我们看出，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被认为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害，以及日本在华势力的培植。而且，从人道上考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还被认为是日本的天职。像这样的“人道”论和“天职”论往往一同被提倡。这种风潮同样起始于留学生赴日的19世纪末，中经义和团事件和日俄战争而渐趋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