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道上观之，我国已输入了欧美文化，成为东西思想的中心点。尽管不足之处和他人的指责还很多，但大体上看，人权之发达、自由之伸张、教育之整备、各种文明要素之发展已远胜于清国。因此，教育扶掖清国人乃是为人道，为文化，为世界的幸福和平，是我日本人作为人类生存于斯世所应尽的义务。而且，从国家责任而言，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可谓唇齿辅车，促使清国觉醒，适应世界列国之大势，是为东亚永久和平所不得不为之事。我国以国家存亡为赌注屡屡作战，以带来财政经济困难之危险为实施各种计划，所幸的是，战争的胜利使我国国威高扬，以至声望凌于列强之上，清国留学生日见增加。因此我国致力于这些留学生的启导，只不过是厉行我向来之国是，履行我国之天职。”（注：野田五郎助：《中国人教育之所感》，《教育界》第5卷11号，明治39年9月3日。）这种议论的展开，是与日本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激发出来的自我意识的变化紧密相关的。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东亚小国的劣等感中完全脱离出来，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位于东西思想中心点的头等国。日本认为，作为东西文明的综合者、亚洲的先觉者，日本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该把自己的综合文明扩散到顽固的清国，因此诱导启发清国留学生不仅是人道，而且也是天职。
    此外，日本人还把承担中国留学生的教育看作是对中国人的好意和同情。他们认为，日本与中国是邻国，有古来的文化交流关系，共通的思想感情也是他国所难以比拟的，虽说历史上有过几次争斗敌视的现象，但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悠久，人种大体同一，语言交流便利，而且宗教上也有共通之处，是名副其实的邻邦。然而，具有四千余年友好历史的中国，目前国土被列强蚕食，利益被列强独占，几乎濒临亡国灭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日本人对处于如此境况的邻邦人应给予同情，心怀好意，大力支援，助其成功。
    如上所述，对于日本人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动机可谓众说纷纭，但其主流又是什么呢？被誉为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一人的实藤惠秀氏在其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指出：“首先是为了所谓的‘日支亲善’。‘日支亲善’就是说中国要听日本的话，培养亲近日本的中国青年。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教育负责人青柳笃恒曾认为，多培养一个中国青年，就是日本的势力向大陆多渗入一步。这很明确地表现了日本吸收中国留学生的目的，而且这样考虑的教育者最多。”
    在明治时代，日本不断走向文明开化，而中国则被认为“未开野蛮”之国，是“东亚之恶友”。但至少直至明治前期，由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那样的久远而且深刻，在相当多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仍存在着难以抹去的自卑感。可以说，给这种国民意识带来历史性转机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取胜。加之义和团事件中中国再次暴露出来的腐败无能，和日俄战争中日本所显示的强大实力，使以日本为中心的自我意识日益膨胀，而轻视中国的风潮则逐渐升级。
    年，首批赴日的13名留学生中，有4人仅在日本逗留一个月就辞学归国了。据说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容忍日本小孩嘲弄他们是“豚尾奴”。“豚尾奴”这一称呼，其实在这批留学生来日之前的明治二十年代的报纸，特别是中国商人居住较为集中的神户和长崎的地方报纸上，已不时有所出现。如神户的某报纸上就登有这样的文字：“住在南京町的清国人中，有许多每天身挎装着杂货的背包，东张西望地探视市民住宅，一旦瞅准机会，似乎是连一双木屐都可能偷走的豚尾奴。他们出售的是假冒珊瑚珠，价格不菲，每只开价一日元或二日元不等，最后讨价还价也有只卖四五十钱者，但若是不买就赖着不走的事例也司空见惯。”（注：《顽固的豚尾奴》，《神户又新日报》明治25年5月15日。）这一阶段，普通日本人对部分中国人的蔑视，大多是由于他们的谋生手段或所从事的职业低贱而引起的。但是，若换一个角度看，这些中国人虽知其被蔑视与侮辱，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忍辱负重，这些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可贵精神。
    然而，甲午战争后，连日本小孩见到中国留学生，都“豚尾奴、豚尾奴”地喊个不停，有的甚至还同时向他们扔石子。小孩是如此，那么成人们又怎样呢？以下我们来看一段“学生与车夫的对话”。
    “日本识字之人甚多，车夫走卒皆能读报知外事。自日本胜俄后，不论其他，即其车夫亦有轻藐中国人之心。每为学生辈拉车，于攒头前奔之时，常回头作贱而悲之状，以闻某学生曰：
    ‘日本和俄国打仗，现在日本打胜了，你们知道没有？’
    学生每有初至日本，不解其作何语者，则顺口应之曰：
    ‘是也。’
    车夫见此情形，更扬扬的笑问道曰：
    ‘你们既知道了，也眼热没有？’
    学生仍不解，又答之曰：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