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向往统一、反对分裂、天下一家、同源共祖的历史认同观念由来已久,不仅是贯穿整个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和凝聚全国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而且也是中国史学中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笔者曾经撰文揭示我国辽、夏、金、元四代处在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各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的历史认同观念①,本文拟进一步探讨在明清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处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总结与嬗变时期的历史认同观念的内涵及其价值。
    一、《一统志》的编纂与大一统观念
    明清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客观认识和记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成为当时史家面临的严肃课题,于是大一统观念在《一统志》的编纂上鲜明地呈现出来。
    明代编纂的全国总志,集中反映出明朝统治集团一统天下的意识和政治观念。《大明一统志》不仅在方志编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突出了皇朝总志寓含政治观念的意识,反映出明代天下一统和居天下之正的观念。编纂者指出:“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统天下,而后为盛。……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黄道周:《博物典汇》卷10《大明一统志图序》)又说:“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之大,了然在目,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征云。”(章潢:《图书编》卷34《舆地总图叙》)这表明朝廷对于编纂《一统志》的目的认识极为明确,充分认识到它对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重要价值。天顺五年,明英宗还亲自作序,指出:“朕惟我太祖髙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天下,薄海内外,悉入版图。盖自唐虞三代,下及汉唐以来,一统之盛,蔑以加矣。……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谨当继述,乃命文学之臣重加编辑,俾繁简适宜,去取惟当,务臻精要,用底全书,庶可继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统之盛。……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求古今故实,增其闻见,广其知识,有所感发兴起,出为世用,以辅成雍熙泰和之治,相与维持我国家一统之盛于无穷。”(天顺御制《明一统志序》)说明方志在维护国家统一政治局面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明世宗嘉靖初年,又修成《大明舆地指掌图》,将“天下土地,分为十七图,各具叙记,府、州、卫、所之额,王府之制,户口、钱粮、军马之数,四夷附末,以见大一统之义也”(高儒:《百川书志》卷5《史部·地理》)。可见明代编纂地方总志的大一统观念大大加强,成为维系中央与地方密切联系的强有力的纽带。
    清代是编纂方志的鼎盛时期,无论修志的规模与次数,还是修志的数量与质量,都超过了以往各代。清圣祖对《大清一统志》的编纂非常重视,在政治上大力宣扬一统天下的观念。他说:“顾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局馆,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统志》。”(《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二集》卷4《谕一统志馆总裁勒徳洪等》)清高宗乾隆八年,《大清一统志》告成,“禹迹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岛,大漠蛮陬,咸隶版图,置郡筑邑,声教风驰,藩服星拱,禀朔内附,六合一家,远至开辟之所未宾,梯航重译、历岁而始达者,慕义献琛,图于王会,幅陨袤广,古未有过焉。圣祖仁皇帝特命纂辑全书,以昭大一统之盛”(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10《大清一统志序》)。乾隆二十年,由于清军平定准噶尔部,清朝疆域更加扩展。于是清高宗下诏:“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 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清朝文献通考》卷256《象纬考》)可见地理志书与政治大一统观念联系之紧密。此后,清廷诏谕重修《大清一统志》,主要原因是因为“嗣乾隆二十八年,西域爱乌罕、霍罕、启齐玉苏、乌尔根齐诸回部,滇南整欠、景海诸土目,咸相继内附。乾隆四十年,又讨定两金川,开屯列戍,益广幅员,因并载入简编,以昭大同之盛轨”(《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清代不断增修《大清一统志》,充分体现出通过编纂皇朝总志而宣扬国家大一统政治观念的强烈愿望,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价值和历史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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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拙作《炎黄文化传统与辽夏金元历史认同观念》,《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3期。 
    二、公羊学复兴与华夷一统观念的转换
    明清大一统政治,为两代学者华夷一统观念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反映在学术思想领域和历史观念上,就是华夷一统的意识非常显著。钱穆曾经指出,明代士大夫大都“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新亚学报》第6卷第2期,1964年)。可见国家华夷一统思想和历史认同观念在明代大大增强。清代公羊学的复兴和繁荣,不仅把华夷一统理论发展到最高水平,而且促使其内涵出现了新的转换。
    清代乾隆年间,庄存与在今文经学湮没千年以后首倡公羊学,成为清代今文经学开山,影响了有清一代学者。他说:“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春秋正辞》卷1《奉天辞第一》)认为尊王贱霸乃《春秋》之义,强调全国必须奉行统一的王命政教。他还用“欲天下之一乎周”(《春秋正辞》卷2《天子辞第二》)的经学思想,折射天下统一于清朝的现实。这表明到清高宗乾隆年间,汉族士大夫已经完全承认了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历史认同意识空前提高。
    刘逢禄系统阐发了公羊学华夷一统思想,并从公羊义法中发挥出新义,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汉代董仲舒以来的公羊家思想,认为孔子借修《春秋》寄托国家一统的理想。因为春秋以来“《小雅》尽废,乱贼所以横行也。《春秋》欲攘蛮荆,先正诸夏; 欲正诸夏,先正京师; 欲正士庶,先正大夫; 欲正大夫,先正诸侯; 欲正诸侯,先正天子。京师、天子之不可正,则托王于鲁以正之”(《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4《诛绝例第九》)。刘逢禄总结由西周天下一统到春秋王政不纲的历史变化,认为“王鲁”可以重新实现华夷一统政治局面。他还阐发公羊学的历史进步观念,肯定四夷狎盟的社会现象,指出: “观于《春秋》,知天之以吴楚狎主中国而进黜之义,虽百世不可易也。”(《刘礼部集》卷4《秦楚吴进黜表序》) 刘逢禄承认夷狄因内治成功、文化发达可以进为华夏,诸夏因国政紊乱、风俗偷惰也可以降为夷狄,从而真正达到公羊学家理想的“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1《张三世例第一》)的境界,实现国家统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