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福、郑先兴在《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历史学的功用不在于“求真”、“致用”，求真是历史学的职责，致用是历史学的义务，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精神的满足和知识的生成将是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张耕华在《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说：历史学者应当关心历史学的用途及其滥用和误用问题，并自觉承当起合理运用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张东光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当代群体对史学需求不断削减而个体对史学需求又不断增加的社会里，史学勃兴的唯一出路是必须在服务对象上完成由以群体为主到以个体为主的转变。
    雷戈在《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上撰文说：史料与历史的关系是一种假关系。史料不能直接产生理论，但可以充分限制理论：史料虽不能肯定什么理论是好的，但可以肯定什么理论是不好的。
    晁福林在《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历史认识论的核心内容是，历史研究的主体除了学识水平、分析能力以外，还必须具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敬意，即尊重历史，对历史有充分的理解。
    陈其泰在《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进行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实则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求历代史学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儒学的关系，探求优秀历史著作的产生与时代思潮的关系，开拓新的研究课题，丰富我们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张伟发表在《宁波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上的文章中认为：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宋馥香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上的文章中认为：贾谊的《过秦论》、通变观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等思想，都为司马迁撰述历史著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养料，启发他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从中总结出一系列观察历史盛衰和解决时代课题的智慧，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庞天佑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上撰文说：南朝时期的史学家沈约的史学思想是：以发展变易思想审视历史；以天人感应思想思考历史；以民本思想为依据考察历史演变。他对人物的评价受到玄学思想的一定影响，但主要是以儒家伦理为依据。
    杨绪敏在《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刘知己的史学变革思想，主张效法司马迁“圆而神”的作史旨意。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主张，并在编修方志上实践了他的创新主张。
    朱开忠发表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上的文章中说：家谱的历史悠久，而且数量多，价值高，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陈君静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说：柯文（PaulA.Cohen）早期的中国史观曾受“传统与现代性”两极对立理论的影响。后来，它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试图超越这一理论的局限，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的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的研究模式。但是他未能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其实学思想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对主义倾向。
    石荣慧发表在《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上的文章中说：德国史学家兰克对史学专业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确立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奠定了鉴别史料的原则，明确了历史写作者写作时应持的原则。同时也在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